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税务系统进一步推行岗位责任制的意见

国税发[2002]18号
国家税务总局
2002-2-25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扬州税务进修学校：
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和税制改革、征管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努力造就一只“政治过硬，业务熟练、作风优良”的税务干部队伍，开创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局面，确保各项税收任务的圆满完成，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在全国税务系统进一步推行岗位责任制。具体意见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以党的十五大精神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依法治税，从严治队的治税思想，进一步推行和完善岗位责任制，把各级税务机关和基层建设成为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执法严明、服务优质、廉洁勤政、秩序优良的战斗集体。
推行岗位责任制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坚持“两手抓”的原则。各级税务机关要牢固树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坚持“一岗两责”，坚持抓好收入工作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坚持标本兼治，使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相互渗透，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确保推行岗位责任制工作的正确方向。
（二）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各级税务机关和各类税务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在税收行政和税收征收工作中以法制、公平、文明、效率为准则，做到按法律法规办事，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杜绝随意性和盲目性。
（三）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税务干部是搞好税收工作的决定力量。各级税务机关要从实际出发，加强思想教育，强化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干部队伍政治业务素质。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中，既要严格管理，从严治队，又要关心爱护干部职工，切实帮助解决他们在工作、生活中的问题，充分调动广大税务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四）坚持分级管理的原则。推行岗位责任制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一级抓一级，一级考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各级税务机关和人员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严禁越权，违规办事，养成令行禁止，政令畅通，上下协调，秩序良好的工作作风。
（五）坚持以考促管的原则。考核是促进岗位责任制落实，加强干部队伍管理的重要手段。各级税务机关要结合实际，采取科学有效的考核形式和奖惩办法，认真实施考核和奖惩。考核要考出实绩，奖惩要拉开档次，不搞平均主义。通过考核和奖惩，全面落实岗位责任制，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管理。
（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各级税务机关要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加强调查研究，积极探索推行岗位责任制的有效途径。在推行岗位责任制的过程中，要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做到简便易行，注重实效，力戒形式主义。
二、基本内容
推行岗位责任制，就是通过明确职责范围、落实岗位责任，建立良好工作秩序，提高办事效率。其基本内容是：
（一）科学设置岗位。要严格按照税务机构设置与编制方案的要求，本着精干、高效、协调的原则，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各个岗位的工作范围和主要任务，使每个岗位的工作量饱满，岗位与岗位之间的工作任务相互衔接，促进征管改革的深入，彻底解决疏于管理的问题。
（二）明确岗位职责。要按照单位、部门、岗位的工作范围，结合各个岗位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具体制定各岗位工作人员的职责，明确工作权限，做到不重不漏，职责清晰，责权分明，确保每个岗位的税务干部能够顺利履行职责。岗位职责包括共同职责和工作职责。共同职责是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廉洁勤政、税容风纪等每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履行的职责。工作职责是指完成本岗位工作任务所必须履行的职责。各级税务机关要按照上述要求制定职责范围和科学严密、简便易行、责任明确的工作程序，使各个岗位、岗位之间工作规范、运转协调。
（三）确定工作目标。要根据各岗位的工作范围和职责，从德、能、勤、绩等方面确定每个岗位的工作目标。德是指立场坚定，政治过硬；能是指业务熟练，胜任工作；勤是指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绩是指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制定的目标要具有先进性、可行性，既有利于各项税收任务的圆满完成，又利于发挥税务干部的潜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制定岗位工作目标要充分考虑本地区、本部门税收管理的实际水平，做到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各项目标要易于监控、考核、能够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税务干部地工作成效。要根据工作任务的变化，及时对工作目标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使每个岗位的工作人员在不同时期都有其工作标准和奋斗方向。
（四）实行竞争上岗。要根据各个岗位的职责和目标，分别制定不同岗位的任职条件，推行全员竞争上岗制度。对领导岗位，要大力推行竞聘上岗，通过民主推荐、考试考核、公开答辩、组织任命等程序，把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税务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对各岗位工作人员实行考试上岗，对考试合格、技能达标的人员，根据其考试成绩和业务特长安排岗位，对考试不合格、技能不达标的实行代岗培训，经培训考试合格后才能上岗。要积极推行双向选择和末位淘汰制度，逐步建立能上能下、优胜劣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激励竞争机制。
（五）严格责任追究。要建立岗位责任追究和连带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岗位责任制的行为分别作出明确、具体的处理规定。要定期检查各岗位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完成责任工作目标的情况，对不能履行职责、失职、渎职或出现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除按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还要追究主管领导的连带责任。
三、保障措施
（一）健全制度，规范管理。规章制度是规范管理、确保税务干部认真履行职责的重要措施。各级税务机关要紧紧围绕推行岗位责任制，建立健全岗位职责、政治建设、业务建设、执法执纪、征收管理、工作流程、检查监督、责任追究等规章制度。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要坚持效能的原则，不求多，但求精，确保制定的制度科学有效，使其真正成为各级税务机关和广大干部职工的行为规范，形成制度管人、制度管事的良好环境，把推行岗位责任制作为实施规范化管理的制度保障。
（二）加强监督，强化指导。各级税务机关要按照检查、反馈、追究三个环节实施监督。通过明查暗访、自查自咎、民主评议、聘请义务监督员、设立举报箱和举报电话、召开纳税业户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书等措施，对税务干部履行职责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在实施监督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要及时进行反馈，并责成存在问题的单位和个人认真查找原因，限期纠正；对存在问题严重的单位和个人要严格按照上级和本单位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不能姑息迁就。
（三）严格考核，兑现奖惩。各级税务机关要按照推行岗位责任制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制定百分制或千分制考核标准，其中包括共同职责考核标准和工作职责考核标准，并对共同职责和工作职责的具体内容分别量化确定分值。要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考核办法，坚持日常考核与定期考核相结合，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人工考核和计算机考核相结合，领导考评与群众测评相结合，实行以责定分，按分记奖。要建立健全考核奖惩机制，定期组织考核，并作为干部晋升、评先创优、立功受奖的主要依据；对不愿学习、不思进取、不负责任的要进行批评教育、警示诫免；对不胜任本职工作的要待岗培训或调离岗位；对失职、渎职的要按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并实行廉政一票否决。通过考核和奖惩，真正做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调动各级税务机关和广大干部职工落实岗位责任制的积极性。
四、工作要求
各级税务机关要把税务机构改革和推行岗位责任制紧密结合起来，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稳妥、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推行岗位责任制对加强税务机关和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各项工作地规范化，进一步调动广大税务干部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各级税务机关必须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要把推行岗位责任制作为“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由局领导人任主任、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岗位责任制考核评审委员会，确定办事机构，具体负责推行岗位责任制的计划、组织、协调、检查、考核、奖惩等工作。要坚持不懈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充分调动其主动参与的积极性，确保推行岗位责任制工作的健康发展。总局、省级税务机关要以身作则，积极推行和实施岗位责任制，为基层税务机关作出表率。
（二）深入调查，制定方案。各地要按照总局关于机构改革和推行岗位责任制工作的要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回顾今年来加强队伍建设、搞好税收管理的经验和教训，有针对性地制定符合本系统、本机关工作实际的具体实施方案，对推行岗位责任制的内容、方法、步骤、考核标准、考核周期、考核办法等作出明确规定。在推行过程中，各地可以因地制宜，继续坚持已有的成功做法，不求形式的统一，提倡“百花齐放”，但务求职责明确，考核严谨，奖惩分明，使税收管理再上新水平。要抓住机构改革、重新“三定”的有利时机，认真推行岗位责任制。各省税务系统及省局机关自身的具体实施方案，在机构改革到位后，抓紧研究制定，于年底前上报总局人事司备案。
（三）周密组织，稳步实施。推行岗位责任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精心组织，缜密规划，有组织、有步骤地组织实施。各地要结合机构改革，重新设定岗位，制定职位说明书，采取竞争上岗等办法，择优确定各岗工作人员，明确岗位职责和工作目标。在推行岗位责任制过程中，要采取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开的方法，稳步推行；要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尤其是基层税务干部地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考核，确保各个阶段工作任务的实现，使推行岗位责任制工作扎扎实实，富有成效。
（四）及时总结，不断提高。各地要及时总结推行岗位责任制的经验，注意发现、培养和树立典型，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推广，做到抓点带面，共同提高。总局将采用抽查、互查、普查等方式，加大岗位责任制的考核力度，以确保工作的顺利推行和持久发展，适时召开全国或部分省市的经验交流会、座谈会、研讨会，推动整个工作的深入开展。




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区别
徐州师范大学法律政治学院2002级法学（3）班 刘炳杰

[内容摘要]：“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命题困扰学界多年，本文主要通过考察《法哲学论》一书提出的观点，运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方法，在肯定两者是具有本质不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两者还具有有无斗争性和存在的时间段的不同的地方。

[关键词]：自然法的本质、儒家法的本质、斗争性、存在的时间段

“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相同”的定论大概肇始于维新巨子梁启超先生的观点。[1]此后，法学界对于两者的本质关系皆以梁先生论断为准。近来，学界始有不同的声音，其中论证最具有权威性的莫过于吕世伦教授主编的《法哲学论》（在该书的第16章重点比较了两者的本质不同的地方）。伯恩.魏德士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文中认为，法学理论的生命在于批判和为新的替代性的理论做铺垫。因此，对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通过比较梁启超先生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和论证发现，梁启超先生在论证时其实只注重了两者的外在表现而忽视了其内在的不同（但笔者以为，由于当时中国对于国外的理论的认识尚处于一种起步阶段，国内研究的力量很不足，加之可以掌握的资料匮乏而导致的，所以，梁启超先生当时有此认识已属不易，我们不能以今日之标准苛求梁启超先生。），而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观点是在中国学界对国外的理论基本透彻的基础之上。所以，笔者认为，吕世伦教授结论是在肯定了梁启超先生在形式上基本相同的论调的基础之上，在实质上对两者进行比较的结果，可以说是前者观点的进一步的演化和深入。但是，笔者也发现，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还不是很重视，偶有像吕世伦教授这样较真的人谈到这个问题也是一笔带过，泛泛而谈。笔者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赞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还有待于商榷和进一步深入研究。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提出的基本论调是希望看待历史事件要用“大历史观”，这样才能够更加清晰地看清历史的真相。所以，笔者在本文也采用黄仁宇先生的方法来考察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问题。

一、对《法哲学论》一文的回顾

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发端于古希腊，而作为西方法哲学中资历最老的自然法也自然诞生于古希腊。据学界考证，最早使用自然法概念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但是真正把自然法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一种学说的是斯多葛学派[2]。吕世伦教授在《法哲学论》一书中大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证两者的不同的。笔者想结合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论证，在现有的论证的基础之上从其他角度重新尝试做个论证。

（一）、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论证了西方自然法是天人分离，而中国儒家法是天人合一的区别。[3]

“西方自然法观念是以天人分离为前提，并通过逻辑的方法加以认识和认证的”。[4]实际上，早在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希腊，就有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也即逻辑）这一范畴。在当时，逻各斯就是指万物变化的普遍的成度，指贯穿于一切运动变化中的共有的、常往不变的、永恒存在的东西，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必然性”或者“命运”。[5]当时的自然法学说是以以下两个根本观念为基础的。

首先，是对自然、自然法则的崇拜与信仰。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可以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主要是荷马史诗）中看出。这种宗教信仰与中国的传统的宗教信仰不同，笔者认为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混合的宗教信仰”。一方面、它承认奥林匹克众神，尤其是宙斯对人的权威。认为当时的法是由诸神颁布，通过神意的启示为人类所知的。另一方面，它又相信人和神（即使是“众神之王”的宙斯也不例外）都要受某种运命的支配。我们在上面谈到“逻各斯”时已经发现，“逻各斯”就是“命运”。另外，在西方，神其实是跟人一样，都是具有人格的主体。所以，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自然法是“天人分离”的观点中的“天”即为“运命”（或者说是“自然法则”，抑或者说是“命运”），而人则包括了神在内的一切人类。因而，西方最早的自然法的本质实际上是自然的理性。

其次，早在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61-前429年）已经形成了宗教性法与世俗性法并存的二元论思想。博登海默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就曾经生动的描述了古希腊的悲剧《安提戈涅》。因此，“天人分离”也必然意味着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分离。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儒家法是以“天人合一”为前提，通过经验来认识的。所以，在儒家那里，“天道”（或者说是“天法”）存在于圣贤书，寓居于“先王之法”中。理所当然地，后人只要苦读圣贤书或者谨遵“先王之法”即可获取“天道”。此外，在中国，君主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而“天”就是“神”，因此，儒家追求“天人合一”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6]

对于“西方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这个论证，中国学者往往忽视从宗教角度来看待这个差异。但是，宗教在西方是一种历史渊远、影响巨大，而且是西方文明或者说是文化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分，忽视西方宗教的影响是论证不充分的表现。

西方社会对宗教的狂热信仰是我们中国所无法比拟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从来是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但是民众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却并没有因为统治阶级的宽容政策而泛滥[7]。在西方，人对自然法的信仰来源于对宗教的信仰，人只要信仰了宗教，那么对于自然法就不用去认证了，就自然而然的被接受了。伯恩.魏德士教授认为，宗教信仰只有对于宗教分子才能言，在他们眼里，宗教信仰就是客观的，是不需要论证的。

儒家法与西方不同，因为上述我们已经提到了，中国的宗教信仰程度不如西方，所以，儒家法难以靠先验来认证，而需要通过先知圣贤通过躬身体验的实践来获取。

（三）、自然法是人定法的评断标准，是与人定法对立而存在，它一般不直接进入司法领域，而儒家法强调的“天道”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可以直接进入司法领域。[8]

对于西方自然法的这一特点，我们基本上也大可从《安提戈涅》中感知。安提戈涅在回答国王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

人们不知今天与昨天

但生命永恒：（无人能确定自己的生日）

我并惧怕任何人的狂怒，

（和革冒神的报复）因为蔑视的缘故。

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法中强调“天人合一”，人的行为应该顺应“天道”，“天道”是最高行为准则，当法律没有相应的条文调整时就可以用“天道”来调整。所以，中国古代儒家强调“礼”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二、对《法哲学论》一文不足的反思

用“大历史观”来看待西方的自然法的发展，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希腊时期），自然法的本质就是自然的理性，此时的自然法叫“古代自然法”。第二阶段（中世纪），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神学自然法”。第三阶段（近代），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财产权等等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古典自然法”[9]。第四阶段（二战后），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新自然法学”。而如果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儒家法的话，也可以划分若干个阶段。《法哲学论》一文忽视了两者的这一前后变化，而主要在静态的层面上将两者作了个比较，因此，这种论证从历史的向度上讲是论证的不充分。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所学与认识，从动态上宏观地比较认为两者有以下两个本质的不同。

（一）、西方自然法具有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而儒家法则不具备这一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