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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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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


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2001年10月17日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1年12月28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24号

2001年10月17日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已经2001年12月28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

2002年1月14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物业管理行为,维护业主、使用人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合法权益,保障物业的合理使用,创造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杭州市行政区域内城镇物业管理活动。
  两个或两个以上产权人的新建物业应当实行物业管理;其他物业,应当创造条件,逐步实行物业管理。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物业,是指各类房屋及其附属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
  业主,是指物业的所有权人。使用人,是指物业的承租人和其他实际使用物业的人。使用人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权利义务由业主和使用人约定,但不得违反本条例的有关规定。
  物业管理企业,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物业管理服务的法人。
  物业管理,是指物业管理企业接受业主或业主委员会的委托,根据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对物业进行维护、修缮、管理,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秩序、环境卫生、绿化等事项提供协助管理或者服务的活动。
  第四条 物业管理实行业主自治管理与委托物业管理企业专业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拥有相对独立的共同设备设施的物业,应当划归于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物业管理区域由区、县(市)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划定。
  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应当成立一个业主委员会,并应当委托一家物业管理企业进行物业管理。
  第五条 杭州市人民政府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物业管理部门)主管全市的物业管理工作。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区、县(市)物业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辖区内物业管理进行管理监督。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的协调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按照自己的职责协助本社区物业管理工作。
  各级建设、规划、市政公用、市容环卫、绿化、公安、环保、价格、民政、工商行政等部门按各自的职责,协同物业管理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可给予物业管理企业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物业管理向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提高城市物业管理水平。

第二章 业主、业主(代表)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第七条 业主享有以下的权利:
  (一)参加业主大会,享有表决权;
  (二)享有业主委员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享有与所交纳物业管理服务费用相符的服务;  
  (四)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
  (五)监督物业管理企业的管理服务活动;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业主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执行业主(代表)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有关决定;  
  (二)遵守物业管理法律、法规;
  (三)遵守业主公约、有关物业管理的制度;
  (四)配合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组织者做好有关选举工作;
  (五)按照合同约定交纳物业管理服务费用和分摊的维修等费用;
  (六)对业主委员会签订的合同承担责任。
  第八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业主人数超过100名的,可按比例推选业主代表,组成业主代表大会。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须持投票权数过半数以上的业主或业主代表出席才能举行。业主代表的任期一般不超过3年,可以连选连任。
  业主的投票权,住宅物业实行一套一票;非住宅物业按每1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一个计票单位,不足100平方米的以每本房屋产权证为一个计票单位。
  第九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区、县(市)物业管理部门应指导、监督前期物业管理单位召开第一次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  
  (一)入住率达到60%以上的;
  (二)入住率达到30%以上,且物业交付使用已满2年的;  
  第一次业主(代表)大会的费用开支由物业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条 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业主委员会认为必要时或经由20%以上投票权数的业主或者业主代表提议,应召开临时业主大会或者业主代表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在接到业主或业主代表提议后15日内组织召开临时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逾期不组织召开的,由区、县(市)物业管理部门帮助组织召开。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代表大会可以邀请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和使用人代表列席。业主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物业管理企业不能以代理人身份出席。
  业主委员会要求物业管理企业列席会议的,物业管理企业的负责人或其书面委托代理人应当列席会议。
  第十一条 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的决定,须经出席大会的业主或者业主代表投票权数的超过半数通过,并予以公布。
  第十二条 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议通过或修改业主委员会章程和业主公约;  
  (二)听取和审议业主委员会工作报告;
  (三)选举、罢免业主委员会成员;  
  (四)决定聘用或解聘物业管理企业;
  (五)审议通过物业管理方案;  
  (六)变更或撤销业主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七)审查本区域内物业管理制度;  
  (八)决定其他有关业主权益的重大事项。
  第十三条 业主委员会是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代表全体业主对物业实施管理的自治组织。
  业主委员会委员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在业主中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由5人以上的单数组成。业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在业主委员会委员中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每届任期不超过3年,其成员可以连选连任。业主委员会成员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业主委员会可以辞职,缺额按业主委员会章程补选。
  业主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聘请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的人员担任业主委员会顾问。
  第十四条 业主委员会应在选举产生之日起15日内,将业主委员会章程和名单报区、县(市)物业管理部门登记备案。
  第十五条 业主委员会对业主(代表)大会负责,维护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召开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
  (二)草拟业主公约、业主委员会章程草案或修订草案;  
  (三)提议聘用或解聘物业管理企业;
  (四)根据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的决定,可以通过招投标或其他方式,及时选聘、续聘或改聘物业管理企业,并代表业主签订、变更或解除物业管理服务合同;  
  (五)审定物业管理企业的物业管理服务年度计划、财务预算和决算;  
  (六)听取业主、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监督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执行,协调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关系,督促业主履行业主公约和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协助物业管理企业催交物业管理服务费用;
  (七)监督共用部位、共用设备设施的使用和维护;  
  (八)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六条 业主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召开会议时须有半数以上的委员出席,作出的决定须经业主委员会半数以上委员同意,决定应在作出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布。
  第十七条 业主委员会的活动费用由全体业主共同分摊,但不得超过同期物业管理费总额的1%。具体数额和计划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第十八条 业主大会、业主代表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得与法律、法规相抵触,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章 物业管理企业


  第十九条 物业管理企业必须持有物业管理部门颁发的物业管理资质证书。物业管理资质实行年审制和等级管理制。物业管理企业应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物业管理人员应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的机构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第二十条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提供的服务内容:  
  (一)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管理、养护、维修和更新;  
  (二)物业共用部位和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的保洁服务;  
  (三)公共绿地、花草树木的养护、管理;
  (四)协助公安部门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秩序、进行安全防范;  
  (五)物业装饰、装修的管理服务;
  (六)物业维修、更新费用的帐目管理和物业档案的保管。
  物业管理企业可与业主委员会约定其它服务项目。业主和使用人对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的特约服务有自主选择权。
  第二十一条 物业管理企业的权利:
  (一)依法制订物业管理区域的物业管理制度和物业管理方案;
  (二)依照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对物业实施管理;
  (三)依据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和有关规定收取物业管理服务费用;
  (四)制止违反物业管理制度及业主公约的行为;  
  (五)委托专营企业承担专项物业管理业务;
  (六)要求业主委员会协调其与业主的纠纷;
  (七)依法开展有偿服务;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二条 物业管理企业的义务:
  (一)根据行业规范以及业主委员会审定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年度计划,实施管理服务;  
  (二)每6个月向业主委员会报告工作,并报送物业维修、更新费用的收支帐目,接受业主、业主委员会的监督;  
  (三)根据业主委员会要求,列席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及业主委员会会议,解答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提出的咨询,听取意见和建议,改进和完善管理服务;  
  (四)接到物业损坏报修时,及时进行维修和处理;  
  (五)接受物业管理部门、其它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 
  (六)配合社区居民委员会提供社区生活服务和开展社区文化活动;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物业的使用、维修和管理用房


  第二十三条 业主委员会委托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双方应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签定物业管理服务合同。
  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应当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一)双方当事人和委托管理物业的基本情况;
  (二)物业管理服务事项和服务质量要求;  
  (三)物业管理服务费用的标准及收取方法;
  (四)合同的期限、合同终止和解约的约定、合同终止时预收物业管理服务费用、结余维修费用、物业管理用房、物业资料等的移交方法;
  (五)违约责任及解决纠纷的途径;
  (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其它事项。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由市物业管理部门、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制定。
  物业管理合同应在生效、终止或解除之日起15日内报区、县(市)物业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物业管理企业因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要求提前解除物业管理合同,经物业管理部门调解无效的,应提前2个月告知业主委员会,并承担相应责任。业主委员会应在被告知之日起2个月内,组织招聘新的物业管理企业。
  物业管理企业在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终止后应向业主委员会或新聘的物业管理企业移交全部物业管理档案和资料。
  第二十五条 物业使用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损坏房屋承重结构和主体结构、破坏房屋外貌、擅自改变房屋用途;  
  (二)占用或者损坏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擅自移动共用设备;  
  (三)践踏、占用绿地;
  (四)损毁树木、绿化设施;
  (五)违章搭建;  
  (六)抛、扔、堆放垃圾、杂物;
  (七)排放有毒、有害和污染环境的物质或产生超出规定标准的噪音;  
  (八)在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物上张贴、涂写、刻画;  
  (九)利用物业从事危害公共利益和侵害他人正当权益的活动;
  (十)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六条 业主或使用人进行物业装修,应事先告知物业管理企业,并按物业装修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对业主或使用人的物业装修活动进行监督,发现违反装修规定的行为,应当劝阻制止,并督促改正;对拒不改正的,应及时告知业主委员会并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物业管理企业违反有关装修规定的,业主委员会应及时报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业主或使用人因物业装修而造成其他业主、使用人财产损失或影响物业使用的,由物业管理企业督促责任人负责修复或赔偿。
  第二十七条 因物业维修或公共利益需要临时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的,须经业主委员会同意,并报有关部门批准,并及时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第二十八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车辆行驶、停放的管理制度由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企业共同制定,报公安部门备案。停车场地的收费标准按价格管理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利用物业设置广告等经营性设施的,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使用人和业主委员会同意后,方可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十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供水、供气、供热以及电力、通信、有线电视等设施的维修和养护,由相关企业负责。企业也可以按规定将上述服务事项,委托给物业管理企业实行统一服务管理。
  第三十一条 物业维修、更新的费用,按下列规定承担: 
  (一)物业自用部位和自用设备的维修、更新费用,由业主或使用人承担。
  (二)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更新费用,由物业的业主按照各自拥有的物业建筑面积比例共同承担。依照本条例设立物业维修基金并符合基金使用条件的,可在物业维修基金中列支。
  (三)属全体业主所有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更新费用,由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按照各自拥有的物业建筑面积比例共同承担。依照本条例设立物业维修基金并符合基金使用条件的,可在物业维修基金中列支。
  物业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属人为损坏的,其维修、更新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三十二条 物业维修、更新时,相邻业主、使用人应当予以配合。
  因相邻业主、使用人拒绝配合而造成其他业主、使用人物业损坏及财产损失的,应承担修复或赔偿责任。因物业维修、更新影响相邻业主或使用人物业使用或造成财产损失的,由责任人修复或赔偿。
  物业出现严重损坏,影响业主和使用人安全时,区、县(市)物业管理部门应当督促物业管理企业限期维修。
  第三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物业管理用房(包括物业管理办公用房、公共活动用房和商业用房)和公建配套用房纳入建设配套项目计划,与新建物业同步设计、同步施工。
  第三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在物业交付使用办理房屋产权证之前,提供房屋总建筑面积3‰的物业管理办公用房和公共活动用房,以及总建筑面积4‰的商业用房,由市、县(市)物业管理部门代为接收。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用房,按国家规定另行配置。
  物业管理办公用房、公共活动用房和商业用房的所有权属于该物业管理区域的全体业主,其所有权不得分割、转让、抵押。具体位置应在办理物业销售(预售)证之前予以确定。
  第三十五条 业主委员会成立后,市、县(市)物业管理部门应将物业管理办公用房、公共活动用房和商业用房全部移交给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在保留必要的办公场所后,全部提供给物业管理企业使用和经营。
  第三十六条 物业管理企业根据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商业用房及其他共用设施设备和场地进行经营的,其收入应当专项用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养护,不得挪作他用。
  前款经营性收入的收支情况应按规定每6个月至少公布一次,并接受业主或业主委员会的询问和监督。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实施前已交付使用的物业,实行物业管理所需的物业管理用房,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五章 前期物业管理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前期物业管理,是指物业开始销售(预售)起,至业主委员会成立,并与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签定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之日前的物业管理。
  第三十九条 物业销售(预售)前,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方式招聘或选聘物业管理企业进行前期物业管理,签定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并提供前期物业管理所需的工程建设技术资料。物业管理部门应对招投标过程进行监督。
  物业销售(预售)时,建设单位选定的物业管理企业和物业买受人应当签订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
  在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中涉及物业买受人共同利益的约定应当一致。
  在业主委员会选举产生之日起2个月内,业主委员会应当决定物业管理企业的续聘或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并签定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和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同时终止。
  第四十条 前期物业管理期间发生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护费用应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四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签定之日起15日内,将物业总平面图、物业单位建筑结构设计图、地下管网图、有关设施设备的使用和维修技术资料、物业综合验收资料等工程建设技术资料移交给物业管理企业,并报当地物业管理部门备案。
  第四十二条 物业交付使用前发生的前期物业管理服务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物业交付使用后至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终止之日发生的前期物业管理服务费,由建设单位和物业买受人按照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的约定承担。
  前款所称的已交付使用,是指物业通过综合竣工验收,建设单位向业主送达交付使用通知之日起满1个月后。
  第四十三条 物业交付使用时,除物业销售、租赁合同约定或价格管理部门规定外,物业的建设单位、物业管理企业以及其他部门不得向业主或使用人收取任何费用。

第六章 物业管理服务费用


  第四十四条 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标准的确定,应当遵循合理、公平、公开以及与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等级、服务内容相适应的原则。
  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具体标准,由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委员会在政府指导价基础上协商确定,并报价格管理部门备案。专项服务费和特约服务费,除价格管理部门另有规定外,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四十五条 物业管理服务费由物业管理企业按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约定的期限向业主收取。预收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业主与使用人约定由使用人缴纳物业管理服务费的,从其约定,业主负连带缴纳责任。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重复收取项目或性质相同的费用。
  第四十六条 建设单位未出租、出售的物业以及交付使用但业主或使用人尚未居住的物业,物业管理服务费按应收标准的70%收取。物业管理企业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向全体业主公布。
  物业管理企业在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约定之外自行提供服务,未经业主委员会或业主认可的,业主或使用人可以不支付费用。

第七章 物业维修基金


  第四十七条 新建物业,应当设立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以下简称物业维修基金),遵循全额储蓄、业主共同所有,合理使用的原则。
  第四十八条 物业维修基金由建设单位在房屋销售(预售)时,按有关规定以不低于房屋建筑安装总造价的5%的比例向购房人代收,并在办理房屋产权证之前,向市、县(市)物业管理部门统一缴纳。
  第四十九条 物业维修基金由市、县(市)物业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统一代为管理,专款专用,接受业主、物业管理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监督,并确保物业维修基金的保值和增值。
  公有住房出售时收取的设施维修基金,以及在本条例实施前已缴纳的维修基金,应纳入物业维修基金的统一管理。
  物业维修基金的管理费用由市财政部门核定,在物业维修基金的增值收益中提取,并纳入预算外资金管理。物业维修基金及其增值部分除去合理的管理费用以外,应专项用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中修以上的维修和更新,禁止挪作它用。
  第五十条 在本条例施行前已建成的物业,其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费用按下列途径列支:  
  (一)已按规定缴纳物业维修基金的,从该物业维修基金中列支;
  (二)公有住房出售时,已按规定缴纳维修基金的,从该基金中列支;  
  (三)未出售的公有住房,从房屋租金中列支;
  (四)不属于上述范围的私有房屋及其他物业,由业主或使用人按其拥有的房屋建筑面积比例承担。
  第五十一条 物业维修基金的使用,由物业管理企业提出年度计划,经业主委员会批准并报区物业管理部门审核后,由市物业管理部门划拨。
  县(市)物业维修基金的使用,由县(市)物业管理部门审核、划拨。
  物业维修基金不足时,业主应当按照所拥有的房屋建筑面积比例分摊。其中非住宅物业维修基金分摊的比例可适当上浮,具体数额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决定。
  市、县(市)物业管理部门和物业管理企业应每年公布一次物业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接受业主和业主委员会的监督。
  物业维修基金的缴纳、使用和管理办法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业主、使用人违反业主公约、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业主、使用人不按照约定缴纳物业管理服务费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依照合同约定收取违约金或滞纳金。拒不缴纳的,物业管理企业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可申请禁止该业主转让、出租或抵押物业。
  业主不缴纳应分摊的物业维修基金的,由市、县(市)物业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履行。逾期不履行的,每日加收应缴纳费用2‰的滞纳金。
  业主、使用人违反本条例有关物业使用、维修养护规定的,物业管理企业有权予以劝阻、制止,并督促其限期改正或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理;造成损失的,责任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三条 业主委员会成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应尽职责,侵害广大业主权益的,由市、县(市)物业管理部门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予以罢免。
  第五十四条 物业管理企业未经物业管理部门资质审查擅自从事物业管理服务业务的,由物业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办资质审查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的,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物业管理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或者履行合同未达到规定标准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造成业主、使用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对物业管理企业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业主委员会有权予以制止并督促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业主委员会可以终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
  情节严重的,物业管理部门可以降低其物业管理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五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关于物业维修基金收缴规定的,由市、县(市)物业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履行,逾期不履行的,每日加收应缴纳费用2‰的滞纳金。
  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由市、县(市)物业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 物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截留、挪用、侵占物业维修基金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中有关专业用语的含义:
  (一)自用部位,是指一套房屋内部,由房屋的业主或使用人自用的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天井、庭院以及室内墙面等部位;  
  (二)自用设施设备,是指一套房屋内部,由房屋的业主或使用人自用的门窗、卫生洁具、家具用品以及通向总管的供水、排水、燃气管道、电线等设备;  
  (三)共用部位,是指物业管理区域内属全体业主或单幢物业的业主、使用人共同使用的门厅、楼梯间、水泵间、电表间、电梯间、电话分线间、电梯机房、走廊通道、传达室、内天井、房屋承重结构、室外墙面、屋面等部位;  
  (四)共用设施设备,是指物业管理区域内,属全体业主或单幢物业的业主、使用人共同使用的供水箱、水泵、排水管道、窨井、化粪池、垃圾通道、垃圾箱(房)、电视天线、电梯、照明灯具、建筑智能系统、避雷装置、消防器具、防盗门、邮政信箱、娱乐设施等设施设备。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1999年6月30日颁布的《杭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马岭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 教授




关键词: 人的尊严/国家权力/尊卑等级/侵权/国家义务
内容提要: 国家权力也有尊严,但不能高于人的尊严,更不能建立在侵犯人的尊严基础之上。侵犯人的尊严有私人间的个体侵犯、当权者的侵犯、“上位者”的侵犯、多数人的侵犯等等。国家权力直接侵犯或参与侵犯人格尊严往往危害更大,而最严重的侵犯人格尊严多发生在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之时。宪法保障人格尊严意味着国家权力不仅不能侵犯人的尊严,还有保障人的尊严之义务。


在整个宪法权利体系中,人的尊严无疑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笔者同意将其中的“人格尊严”做广义解释,“参酌各国宪法条文、宪法判例及宪法学说,与‘人格尊严’相类似或相近似的用语(包括其外文中译用语),至少尚有其它六个,即‘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人类尊严’、‘个人尊严’、‘个人的尊重’以及‘人格的尊重’。……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的‘人格尊严’这一用语,其实与其诸种近似的用语在语义结构上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尤其是与德国基本法中的那种以‘人格主义’为基础的‘人的尊严’这一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可互换的意义空间。” “表达了类似于‘人的尊严’这样的具有基础性价值的原理”,可以“作为我国宪法上基本权利体系的出发点,或基础性的宪法价值原理。”[1]

一、人的尊严高于权力的尊严

国家权力也可以、也应该、甚至也必须是有尊严的,但不能高于人的尊严,更不能建立在侵犯人的尊严基础之上。国家公布的法律全社会都必须遵守,政府依法作出的决定人民必须遵循,法庭的肃穆与庄重、法官缜密而慎重的判决都体现着法律的尊严,国家元首代表国家所拥有的尊严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得侵犯。但是国家的尊严、国家权力的尊严,都不能超越人的尊严,也不能建立在牺牲人的尊严之基础上,如果没有人的尊严、只有权力的尊严,这样的社会必定是非人道的、专制的、黑暗的。《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一个君主立宪性文件曾明文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1条),“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第2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公然将皇权的尊严摆在首位,置于普通人的尊严之上。今天这样公然捍卫皇权尊严的论调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其变种——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高于人权),国家的尊严优越于公民的尊严、甚至可以践踏人的尊严等等观念及现象、甚至制度还没有完全消失,如德国的纳粹统治时期、我国的文革时代在践踏人格尊严方面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宪法把人的尊严放在国家的尊严、集体的尊严之上予以明确的优先保护地位,是人权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这在我国这样人格尊严尚未得到完全保障的国家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宪法规定的“人格尊严”具有一种旗帜性的作用,为我们指出了奋斗的方向。

国家和集体也有尊严,这种尊严也受法律保护,一旦有人侵犯也要予以法律制裁(如对某社团造成名誉损害、侮辱国旗、诽谤国家元首等),但这主要不是宪法的任务,宪法所捍卫的“人的尊严”是个体的尊严而不是集体或国家的尊严,尊严的主体是个人——普通的个人。它强调尊严是每个人都享有的,而不仅仅是多数人享有的,更不是某个人(君主)或少数人(权力者)享有的。虽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在社会地位上实现人人平等,但不同地位的人在法律上应当享有完全平等的人格。

大官在小官面前的尊严、小官在百姓面前的尊严、富人在穷人面前的尊严其实只是权力的尊严、地位的尊严而不是人的尊严。尊严一旦建立在侵犯他人的尊严之基础上,这种尊严本身已经没有尊严而只剩下畸形和变态。皇帝看到碍眼的大臣被打得皮开肉绽,群众亲自批斗、殴打、羞辱“阶级敌人”,其泄愤的快感可能是极其相似的。在这里,被羞辱者丧失了尊严,羞辱者也并没有因此获得尊严(恐吓、威慑都不能建立尊严)。以观看同是人类的“他人”之痛苦为满足,从侮辱他人中得到享受,不论以多么正义的名义,不论当时的制度是如何予以支持,这都是人类的大恶,是人性的扭曲、权力的变态。

二、侵犯人的尊严之类型

侵犯人的尊严,根据侵权者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种。

一是私人间的个体侵犯,如甲诽谤乙,丙侮辱丁。个人间侵犯尊严的现象是任何社会都难以完全避免的,一旦违法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受到法律制裁的,一般由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出面就能够加以制止。

二是当权者对人格尊严的侵犯。这通常表现为制度性的践踏尊严,有根有据且后果严重、影响深远。如在中国古代,朝廷的当众打屁股、法庭上动辄各打五十大板等等行为模式都已制度化。“中国古代的帝王,历来以剥夺各级官员的人格尊严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他们可以给予高官厚禄,可以给予良田万顷,也可以给予平反昭雪,但是绝对不给人格尊严”。一群太监举起板子“从生理上摧残着旷世学者和年迈将军”,“所有的官员都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任何时候遭到同样的惩罚。不管你年岁多高、学问多深,时时都有可能扒下裤子、皮开肉绽。有关尊严的任何含义,在这儿荡然无存。”任何官员见到皇帝,都必须双膝跪地,自称奴才,“不管这位大臣职务多高,年纪多大,与皇帝的关系多深,也不管他是否有过战功,或者挽救过王朝,都必须颤颤巍巍地跪下来,而且长跪不起,除非皇帝下旨‘平身’”。这种礼仪表面看是为了维护皇权至高无上的尊严,但其实“主要是为了剥夺群臣的尊严”,似乎只有剥夺了群臣的尊严,才能树立、巩固皇权的尊严。 [2]而在宪法眼里,不论是君,是臣,是民,他们首先都是人;权力可以也应该分成等级(呈阶梯状),但人的尊严没有等级,不论是“旷世学者”还是“年迈将军”,作为人,他们应当有最起码的人的尊严——在“君”面前“臣”也应有人的尊严,在“臣”面前“民”也应有人的尊严。人的尊严并不排斥权力人也有尊严——作为普通人的尊严。刘少奇在文革中的遭遇一方面是对他作为国家主席(权力人)尊严的侵犯,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作为普通公民(权利人)所享有的人格尊严的践踏。

三是“上位者”对“下位者”尊严的侵犯(“上位者”不限于权力人)。我们的等级文化总是把尊严给了“上位者”,儒家找回人的尊严的办法,“是在社会上搭建尊卑之间的梯子”,这在秦汉帝国建立之后“成了一种强大的实践。” [3]全社会都严格按照等级来分配尊严,权力越大、地位越高的尊严也越多,越到下层尊严越少,最底层就几乎没有了。即使现代社会“上位者”的尊严建立在“下位者”的无尊严基础上之现象也随处可见:在学校是师道尊严,而学生(有时还连带学生家长)是被训斥的对象;在军队某些军官的尊严建立在将士兵当作杂役、奴仆的基础之上;在企业是老板有尊严,对违纪的员工可以当众罚站甚至游街;在商店旅馆,店家有尊严而顾客随时可能被搜身或扣押;在机关里领导的尊严不容侵犯,“下位者”只能保持谦卑,如果群众在领导面前强调尊严会被认为是“犯上”,至少是无礼;在家庭内,家长制赋予父亲以最高尊严,至今仍有男人对外“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内’,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看似为了尊重对方而故意自谦,却突破了人格尊严的最低限度”; [4]在大都市,城里人在乡下人、外地人面前以傲慢的语言、夸张的表情显示身份的尊严,以反衬对方的卑微,以致那麽多民工感觉在城市活的没有尊严;在整个社会,在各行各业,是有权人、有钱人、成功者在普通人、穷人、失意者面前趾高气扬,尽情挥洒优越感,而下位者似乎应该忍气吞声,低眉顺眼,抬不起头挺不起胸,活的憋屈,得不到社会最起码的尊重。

四是众人对个别人尊严的侵犯,如多数人的暴政。如果说“上位者”对“下位者”尊严的侵犯通常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尊严的蔑视,那么,有时候多数人也会践踏少数人的尊严,轻则禁止他们发表意见、参与决定,以示排挤、不接纳,重则对他们进行批斗、游街示众,令其当众出丑,颜面扫地。这可能表现为一种大张旗鼓的、理直气壮的剥夺少数人尊严的运动,公然地分其财产,剥夺其自由,践踏其尊严,并不时伴随有暴力,从而显得愈加野蛮。当众殴打不仅构成对一个人的肢体伤害,而且是对人格尊严的侵犯,不仅造成人的肉体痛苦,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来精神创伤,人在暴力下是没有尊严的。 [5]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只有“上位者”有尊严,而“下位者”总是没有尊严或较少尊严,而“下位者”往往又是多数,因此长期的不满积压在心里,终于喷发之时常常表现得十分极端:把那些昔日的“高贵者”彻底打翻在地,尽情羞辱,彻底毁掉他们的尊严,以泻心头之愤。这实际上是一次尊严的重新分配,让长期有“尊严”的失去尊严,让长期没有尊严的得到“尊严”,而不是人人平等地享有尊严。

三、最恶劣的侵犯人格尊严: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

侵犯人格尊严的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少数人或多数人,还可能是集体(如单位)、或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直接侵犯人格尊严、或参与侵犯人格尊严可能危害更大,纠正更难,一个社会发生大规模的侵犯人格尊严的现象往往与权力的介入有关,甚至是由权力一手操办。正因为此,宪法捍卫的人格尊严主要是防止国家权力侵犯人的尊严,二战后的德国《基本法》不仅将人的尊严定位为一种基本权利,而且“在宪法上更倾向于是属于‘基本权利体系之出发点’,或是‘最上位之宪法原则’,用于指导国家权力之运行。” [6]

侵犯人的尊严最严重、最骇人听闻的情况,往往发生在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之时。国家权力打击人的尊严之需要与民间的某种不满心态相结合,当局通过权力资源广泛地宣传动员,鼓励倡导,与民间的某种狭隘心理、排外、仇富情结一拍即合,将人性中一些恶的意识贴上公平公正的标签,转化为民众自动的服从,甚至积极的参与,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权力需要打倒一些人,进而不择手段(有时表现为无权但有权欲的人企图“夺权”),民众需要宣泄他们心中长期压抑的不满,没有自控的底线,于是权力“借力”于民间,共同发威,不仅将“敌人”打倒,而且将其人格踩在脚下,肆意凌辱。如果对方还有一些道德瑕疵(如男女作风问题),那就怎么摧残都不过分;如果没有,也可以给对方编织出一些“丑闻”(反正只有我们口诛笔伐,不许你“乱说乱动”)。“文革中打倒各种名人,总有一个程序,先是捕风捉影地宣布他们有这样的‘历史问题’,那样的‘历史问题’,然后不容他们辩驳,就开始挂着牌子游街,戴着高帽子批斗,也就是说,立即毁损他们的人格尊严。人格尊严一打掉,其他什么事情都可以畅通无阻了,比如剃阴阳头、浑身倒黑墨水等等。到这个时候,什么‘历史问题’早就成为一种借口,全部行为的重心只剩下了污辱。”“民众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于什么问题、什么历史都是不感兴趣的,感兴趣的就是污辱,以及被污辱者对于污辱的反应。” [7]游街示众在古代多是当权者所为,民众围观看热闹,间或也参与(如吐口水、扔石块、欢呼喝彩等);在文革中则多是群众自发的“革命行动”,但这种自发行为往往受到权力的怂恿。民间有时具有比权力更大的摧残作用,强权摧毁不了的正直之士却可能被“群众”击跨,在众人的喊打声中无法辩解,无力反抗,只有低头认罪,甚至还要自证其罪(揭发自己灵魂深处的罪恶思想)、自我宣判(游街时敲锣高喊“我是走资派”、“我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民间出手本来就很难掌握分寸,如果再有权力在背后撑腰,就表现得格外嚣张、野蛮、残忍;本来人多势众就似乎具有“正当性”,加之最高权力又予以鼓励——“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于是就完全无法无天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权力侵犯人格尊严的社会基础,权力洞察、挖掘、利用人性之恶并将其包装为“民心”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能量。风俗习惯、民众心态往往是国家制度的坚强后盾,如果有恃强凌弱的文化,有阶级仇民族恨,有众人从侵犯他人的尊严中获得快感的潜意识,权力侵犯人的尊严就易如反掌。

但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可能迸发出巨大的社会力量,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民间的激情一旦引发,可能当权者也未必能控制得了。权力暂时容忍、默许甚至鼓励民间的暴力行为,是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而这种需要一旦满足,或民间所为超过权力允许的界限,权力就会出面制止。民间若听从权力劝告则可能表示一种持续的忠诚,不听劝告则可能引发当局也无法控制的大规模骚乱。 [8]所以不是所有权力都敢于如此冒险,只有那些特别具有领袖魅力的当权者才能审时夺势、洞若观火、掌控民心;且即使是他们,如果有其它更低成本的途径可行,一般也不会轻举妄动,毕竟这样做的社会代价太大了,不仅践踏人权(这是他们的次要考虑),也不利于权力的统治(这是他们的主要考虑)。

在任何社会,权力易手都是常有的,在政治斗争中需要战胜对方获得胜利也是司空见惯的,甚至“打倒”一些人,搞臭他们,让他们名誉扫地,都是可以的。但“打倒”的方式不应是暴力,搞臭名声不能是无中生有(否则即是诽谤)。如通过选举也可以让对方下台,交出权力;对手如有贪污受贿、品行瑕疵,也可以通过媒体让其声名狼藉,但不能采用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的方式。即使对手犯错、犯法、犯罪,通过法律程序可以免去其高官厚禄,可以没收其万贯家产,可以令其名誉扫地,甚至可以剥夺其生命(死刑),但是不能侵犯其人格尊严,不能殴打、凌辱,不能批斗、游街、戴高帽,不能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抛弃法制,将整个国家拖入混乱,置人民的安危于不顾。

四、国家权力有保障人格尊严之义务

宪法保障人格尊严意味着国家权力不仅不能侵犯人的尊严,还有保障人的尊严之义务。当人的尊严被侵犯时,被侵犯者有捍卫的权利,政府有帮助其实现权利的义务。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侵犯了某人的尊严而不允许其辩解(没有辩护权),不允许其捍卫(如起诉),这个社会中的国家权力就是失职;如果政府对侵犯人的尊严之行为不加以制止,无动于衷,就是放纵践踏人的尊严;如果当权者自己就在实施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则是滥用权力,是权力非法;如果国家权力在民间制造、煽动、甚至鼓励侵犯人的尊严,就是暴政。

侵犯人的尊严有的属于法律问题,有的属于道德问题。在法律层面上,国家首先自己要以身作则,不能以国家的名义、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名义侵犯人的尊严。如为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而刑讯逼供、开公判大会, [9]为了纯洁公共道德而将妓女、嫖客、小偷游街示众, [10]以牺牲对人的尊重(如拆迁户)换来高楼大厦的迅速崛起。 [11]即使城市规划确实需要在某地段禁止小商小贩,甚至必要时做强制取缔,取缔时不仅要依法,而且应该保持文明礼貌,而不是充满呵斥、推搡、甚至暴力的野蛮执法,文明地行使权力既尊重了公民的人格,也展现了权力的尊严。其次,国家权力对已经发生的侵犯人格尊严的现象要依法处罚,不论是个人还是政府,任何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都应依法制裁,及时纠正。 [12]再次,政府要积极采取种种措施帮助实现人的尊严,如通过立法保障人的尊严而不能制定歧视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13]国家不仅不能再发动政治运动践踏生命和尊严,而且要帮助公民实现就业权、受教育权,保障食品卫生及各种公共设施的安全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宪法规定的国家义务。如果公民连生命、健康都没有保障,基本安全都是未知,生命处处显得软弱无助渺小,人是无法活的有尊严的。

在道德层面上,政府只能通过引导来维护公民的人格尊严。这种引导首先表现为权力的榜样示范作用,权力若自制、自谦,尊重人格,社会风气往往也温和平顺;权力若好斗、残酷,社会就很难与人为善。文革中许多热血青年高呼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领袖语录实施着野蛮的批斗,模仿着最高权力的语气表现出埋葬“异类”(阶级敌人、反动派)的“英雄”气概。即使今天,对权力的奉承、在权力面前的谦卑也往往是模仿出来的,是官场引导、教育的结果,网民的对抗、激愤、漫骂与权力人的霸道、蛮横、打压训斥有直接关系,小人物学着大人物的样子宣泄愤怒,以满足自己畸形的优越感,粗口成脏,恣意诋毁,扣帽子打棍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已经不是言论自由,而是权利越界(侮辱诽谤),是反法治。其次,我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下位者的轻慢、蔑视,如果只是一种心态,一个表情,一种私下的语言,就很难构成法律上的侵权,国家此时不能为了急于实现公平公正,通过权力途径强制推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通过行政措施消灭部分人的优越感,打击势利眼,这样有可能出现更大的不公,甚至暴政。法律很难改造文化,文化只能由社会去逐步改变,一个人人有尊严的社会是“地位低的人敢于从容不迫的面对面、眼对眼地对地位高的人轻轻点头,反过来,地位高的人能够不靠架势对着任何一个偶然遇到的人相视微笑”, [14]但这是不能通过法律强制而达到的。这并不是说政府在道德领域就只能消极地不作为,相反政府通过宣传、鼓励、肯定、倡导,包括用制度去强化某些行为模式,都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如树立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维护独立人格的典型模范人物(而不完全是听话顺从型的),倡导、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形成宽容的社会氛围,不要求对权力的声音人人表态、组织学习(说违心话必然损害人格),权力的身影能平和、平静、平常地出现而不兴师动众(以反衬小人物的卑微),等等。

一个社会严重侵犯人的尊严往往是有先兆的,一般是先出现在道德领域然后再扩充到法律领域,对此政府应有所警惕,不能任这种侵犯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毫不察觉,不能嘴上喊着保护人权,行为上却处处反其道而行之。如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的义务,它不能以损害公民尊严为代价,以施舍的姿态帮助公民实现其健康权、安全权,并以此为条件要求公民交换尊严——每一次政府救援后都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表示感谢,甚至喊万岁,使人民为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而不得不降低人格,没完没了地唱颂歌,表忠心,一而再、再而三地“谢主龙恩”,以彰显“皇恩浩荡”,这是在培养谄媚之人格,强化国民的奴性。又如权力过多地涉足公民的休闲活动也有损于独立人格之培养,本来民间唱什么歌、怎么唱、在哪里唱,都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政府若插手其中,动用权力系统、国库资金去组织规划,借此造声势,捞政绩,树立光辉形象,官民共同作秀上演宏伟的歌德剧目,这是在无形中干涉公民的私人领域——将个人爱好纳入权力需要,将民间活动上升到政治高度。政府如果总是利用而不是尊重民间的个人行为,就难以给个人自由以足够的空间,这种侵占(不一定侵占公民财产而是侵占公民的时间和空间)强化的不是自由而是专制的气息。如果公民的一切活动都是被组织的,公民就不再有发挥自己意志的余地,公民的业余时间都被侵占了,公民的自由也就所剩无几了。中国“现在正快速地走向富裕和强大,但富裕和强大未必能带来尊严,……尊严来自于非物质、非体量的一种精神软实力”。 [15]我们不能为了加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步伐而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不能以牺牲个人的精神自由和独立人格换取国家的强大和物质的繁荣,我们期盼的现代化不仅有高楼大厦,而且以人为本。

关于改变托收承付结算办法中扣付滞纳金规定的通知

中国建设银行


关于改变托收承付结算办法中扣付滞纳金规定的通知
1991年8月22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分行:
为了切实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整顿商品交易秩序,严格结算纪律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决定对扣付延期付款滞纳金的办法作适当改变,从1991年9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滞纳金单独计算,定期扣付。办理托收承付结算发生延期付款以后,应按照延期付款的总金额和规定的比例(万分之三)扣付滞纳金,每月计算一次,于次月3日内单独划交给收款单位。
在月内有部分支付的贷款及相应的滞纳金,仍按原规定办法计算后与货款一并划交给收款单位,对尚未支付的货款,月终再计算滞纳金,于次月3日内划交给收款单位;次月又有部分支付货款时,从当月1日起计算滞纳金,随同货款划交给收款单位,对尚未支付的货款,以当月1日起至月终再计算滞纳金,于第3月3日内划交给收款单位。第3月仍有部分支付货款的,按照上述方法计扣滞纳金。
二、扣付延期付款滞纳金列为销货收入“扣款顺序”的首位。为了严肃支付纪律,属于拖欠货款被处罚的滞纳金,在扣款顺序中列为优先,由银行强制执行主动扣划。因此而产生的经济后果,由拖欠货款单位自行负责。
扣付满足纳金时,如拖欠单位存款帐户余额不足以全额支付的,应对该帐户采取“只收不付”的控制办法,待一次足额扣付滞纳金以后,才准于办理其他款项的支付。
三、付款银行对1991年9月1日之前发生的延期付款从该日起仍未付清的,也应按本规定执行。
对上述规定,各级行要加强监督检查,稽核和审计部门要加强稽核、审计,对不执行以上规定的,要严格按照规定予以处罚。
以上规定速转知辖属有关单位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