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际借贷主体的确定问题

夫妻一方参与签订借款合同，能否将夫妻双方均作为借贷主体参加诉讼？笔者认为，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原则上应当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根据合同签订方或合同法律关系的相对方来确定借贷主体，但也有除外情形，即虽然不是合同的签订方，但由于其可能作为实体权利的享有者或者实体义务承担者的，也可以作为主体参加诉讼。因此，虽然借条上只有夫妻一方的签名，但如果该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夫妻双方均可作为借贷主体对此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如何确定借贷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于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法院应当审查法定代表人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企业名义签订合同，如果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则借贷主体为法定代表人个人；如果以企业名义签订的，则借贷主体应为企业。

二、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关于支付方式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民间借贷纠纷中，经常出现出借人仅有借据一项证据证明其付款事实，对于支付方式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往往陈述为现金交付，而借款人则往往以未实际收到款项、借款中包含“砍头息”形式、借款为非法债务等理由抗辩。对于此类金额较大的案件，法院不能仅凭借据就对借款事实和金额作出认定，应当对支付方式进行仔细审查，由出借人证明其付款方式，如果出借人陈述系现金交付的，则法院应根据当事人陈述、现金交付金额、出借人支付能力、交易习惯等综合审查判断，以防止通过借据掩盖高利贷、非法债务等情形。

关于出借人与借款人均不申请鉴定借条签章真伪时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民间借贷纠纷中，经常发生出借人仅依据借条提起诉讼，借款人辩称借条上的签名或盖章是虚假的，在双方均不申请鉴定的情况下，举证责任由谁承担？笔者认为，申请鉴定并非只是一个程序性的规定，其可能涉及到证明责任的最终分配问题。借款人抗辩借条上的签名或盖章是虚假的，其举证责任通过向法官提供笔迹或公章比对的样本即可完成；但如果仍不能判断借条的真伪，则法院面临着判断谁承担败诉后果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出借人应当举证证明借条的订立和生效的事实，如果不能确定借条上被告签名或盖章是否是真实签章时，则由出借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但由于申请鉴定的笔迹和公章在借款人处，出借人无法或难以获得，故借款人有向法院提供笔迹和公章比对样本的义务，如果借款人拒不提供的，则法院可以直接认定借条上的签名或盖章是真的。

关于出借人仅凭银行划款凭证起诉，借款人辩称出借人向其划款系出借人偿还双方以前的借款并且借条已经灭失，借款关系是否成立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笔者认为，划款仅是一种事实行为，不能证明债权成立。出借人应当举证证明借条的订立和生效的事实，因此应当由出借人证明借款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否则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三、利息、复利及违约金的问题

关于高息能否请求返还或冲抵本金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规定，我国对于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高息是不予保护的，因此已经清结的债权债务法院不予干涉，当事人不能以不当得利要求返还高息，但本金没有支付完毕的，该高利可以冲抵本金。

关于复利的请求能否支持的问题。《意见》第七条确立了对复利适当保护的原则，因此，出借人根据约定将利息计入本金请求借款人支付复利的，其利率只要不超出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法院可以支持，但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逾期利息和违约金能否同时主张的问题。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可能同时约定逾期利息和违约金，根据私法自治原则，应当承认其法律效力。但要注意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当事人是否通过既约定逾期利息，又约定违约金的方式来规避高息。债权人同时主张逾期利息和违约金的，如果合计换算后的实际利率未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法院可以予以支持；如果折算后的实际利率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超过部分不予支持。

四、时效问题

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情况下，借条与欠条在计算时效的起算点上是否一致？对此，实践中有所争议。有人认为，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情形下，借条与欠条在计算时效的起算点上是一致的，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债权，时效从债权人主张债权的次日起算。笔者不同意该观点。笔者认为，借条与欠条在计算时效时应当区别对待。在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情形下，借条的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权利，时效从主张债权的次日起算。而对于欠条则需区分具体情况，如果名为欠条实为借款合同的，应当与借条的计算方式一致；如果欠条是债务人在债权人主张权利后对债权的确认，则诉讼时效应当从欠条出具的第二天起算。

借款已过诉讼时效后，债务人在债权人的催收通知上签字或盖章的法律后果问题，即该行为能否视为对原债权的重新确认？有观点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债务人在债权人的催收通知上签字或盖章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仅仅适用于信用社，对于其他的民事主体不应适用，因此超过诉讼时效后除信用社之外的其他公司、个人在向债务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不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不应受法律保护。笔者认为，虽然此批复针对的是信用社为债权人的借款案件，但根据对债权平等保护以及债务应当清偿的原则，对其他民事主体也应当适用这一原则。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2013年1月8日，“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称《解释》)，其中第4条规定了渎职犯罪的共同犯罪，其中第2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共谋实施的其他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第3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既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其他犯罪，又以非职务行为与他人共同实施该其他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共犯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定罪处罚。对此，笔者认为，可从如下几方面来理解:

1.渎职犯罪共同犯数罪的构成特征。很明显，第4条第3款规定的渎职犯罪共同犯罪罪数的划分与构成特征，是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利用了其职务行为”作为区别标准的。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行为”而与他人共谋构成的犯罪。二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未利用其职务行为”而与他人共谋构成的犯罪。

2.渎职犯罪共同犯罪的处罚原则。《解释》第4条第3款规定的“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共犯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定罪处罚”与第4条第2款规定的“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共谋实施的其他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并无冲突。两者前提构成条件并不相同。第3款规定的“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共犯的”，其前提构成条件是“数行为”，属于“数行为触犯数罪名”情形，因而应“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定罪处罚”;而第2款规定的“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共谋实施的其他犯罪共犯的”，其前提构成条件是“一行为”，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情形，因而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3.《解释》第4条第3款与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的关系。第4条第3款规定的“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共犯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定罪处罚”，与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的司法工作人员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受贿罪而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并不冲突。《解释》第4条第3款规定属于刑法司法解释，并且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共同犯数罪规定，其适用范围是“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共犯的”情形，其构成特征是“数行为触犯数罪名”，因而规定“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定罪处罚”。而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属于立法条款，并且是对司法工作人员的单独犯罪规定，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司法工作人员有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与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同时又构成受贿罪的情形;司法实践中可能会有“一行为触犯数罪名”与“数行为触犯数罪名”两种情形，但均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作者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