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政府


印发《星湖风景名胜区水源和水体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肇府[2005]48号


端州区、鼎湖区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星湖风景名胜区水源和水体保护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五年九月八日





星湖风景名胜区水源和水体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星湖风景名胜区（含七星岩景区和鼎湖山景区，以下简称星湖）水源及其水体的保护和管理，改善星湖的水质，美化星湖景观，促进星湖风景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广东省水资源管理条例》、《广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星湖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星湖水域水体及其水资源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

第三条 星湖的保护应当遵循科学规划、严格管理、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经营利用应当遵循合理利用、公平竞争、有偿使用的原则。

第四条 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是星湖行政管理机构，依法具体负责星湖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

市水利局及星湖所在辖区水利局依法负责星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市环保局依法负责星湖水资源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

规划、国土、建设、交通、海事、渔政、公安、林业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做好星湖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

第五条 凡在星湖从事与星湖水域水体有关的各项活动，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外，事先应征得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的同意。

各相关主管部门对星湖的保护、管理和利用依法进行监督。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星湖的义务，并应当自觉遵守本办法规定，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有权予以监督和检举。

对保护星湖有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人民政府或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保护和管理



第七条 建立星湖水资源保护区。在七星岩景区、鼎湖山景区及其外围保护地带外划定一定范围，作为星湖水资源保护区，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包括对植被的保护），保证星湖水质符合规定的标准。

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会同水利、环保、规划及有关部门划定星湖水资源保护区（包括七星岩景区水资源保护区和鼎湖山景区水资源保护区），并编制专项保护规划，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八条 北岭山自然形成的西坑、大坑、庙坑、油甘坑、兔岭坑、大岭头坑、盘古坑、陈坑、五坑（西江机械厂北坑）、大岩坑、东坑等山坑和人工建造的流向七星岩景区水体的集雨水渠，严格限制新增商业和工业用途的取水活动；禁止擅自堵截、改变水流方向及排放污染物污染水体。

第九条 规划、国土、建设、水利、环保、公安、林业等部门依法审批许可在星湖水资源保护区的活动时，应严格执行星湖水资源保护区专项保护规划和本办法规定，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星湖水源达到保护规划的要求。

第十条 市水利局应当定期监测星湖水资源保护区水资源情况并定期向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和环保部门通报。

市环保局应当定期监测星湖水资源保护区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情况，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该区排污单位做到达标排放，并向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通报有关情况。

发现排放水质达不到星湖水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规划要求的标准的，应按各自职责及时依法采取治理措施或惩治措施。

第十一条 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应当保持星湖水体清洁，防止污染，保证星湖水质不低于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IV类标准要求。

第十二条 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应当定期监测或委托市环保局定期监测星湖水质状况，发现水质低于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类标准的，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治理并向环保部门通报；涉及采取行政强制或行政处罚等措施的，依法施行或协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施行。

市环保局应每年组织3次星湖水质情况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需治理污染水质的意见向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通报。

第十三条 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应当保证星湖排水工程正常运作，及时排除洪涝。

第十四条 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应当不定期疏浚七星岩景区的湖底，使该水域深度能满足景观和游船航行的需要。

第十五条 规划、林业、水利、国土等相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星湖的自然生态环境。

禁止在七星岩景区水域取水。

严格限制在鼎湖山景区取水。确需在鼎湖山景区和水源保护区取水的，应当事先征得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的同意，并依法向水利部门申请办理取水许可手续。

星湖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应逐步推广使用自来水，减少生活取水量。

第十六条 禁止向星湖排放污染物及污水。

星湖景区及星湖水资源保护区范围内所有单位、商铺和居民的生产生活污水，必须依法限期整改，并纳入城市污水排放系统。

星湖景区及星湖水资源保护区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含旅游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所排放的污水，必须纳入城市污水排放系统，无法纳入城市污水排放系统的项目不得新建、改建、扩建。

对违反规定排放污水的，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由污染单位承担治理资金。

第十七条 禁止在星湖新建排污口。

对现有星湖排污口，环保部门必须加强监督，保证排放污染物达标排放。

第十八条 禁止侵占、填埋星湖或向星湖排放泥沙。

第十九条 在星湖及其周围应当设立必要的环卫设施。

禁止向星湖吐痰、丢抛烟蒂、瓜果壳、纸屑和其他废弃物，禁止在星湖洗澡、便溺、洗涤污物和擅自游泳，禁止在星湖及沿岸清洗机动车辆或有毒有害物的容器，禁止在星湖和岸边任意倾倒或堆放垃圾、粪便、废土。

第二十条 星湖的码头、堤坝、涵洞、闸门、排水工程等设施，由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负责维护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或损坏。

第二十一条 在星湖沿岸进行工程施工，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向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报告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建筑废土、污水污染星湖。建设工程竣工后，施工单位应当及时清除施工时所筑的临时设施，整理恢复施工现场原貌。

第二十二条 需在星湖进行船艇、航模表演和组织有关活动及拍摄电影、电视的，除按规定向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外，事前应征得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同意；大型水上活动应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三条 为保持星湖水体质量和生态平衡，可适量放养对水体质量、水生植物无损害的水生动物，禁止投入饵料喂养。

第二十四条 星湖种植的各种水生植物，应根据景观的要求合理布局，科学管理。

第二十五条 除划定的垂钓区外，禁止在星湖垂钓鱼、虾。

禁止在星湖擅自捕杀鱼类及其他水生动物、采摘水生植物、猎捕陆生野生动物。



第三章 经营和使用



第二十六条 星湖资源的开发利用坚持适度合理原则，以下破坏或影响星湖水质和自然生态环境为限。

星湖资源按国家规定实行有偿使用。开发利用星湖的单位和个人，应依照有关规定交纳风景名胜资源保护费。

第二十六条 开发经营利用星湖，应当符合星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要求，并由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具体负责。

第二十八条 依法积极推进星湖资源配置市场化运作，采取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方式选择投资者和经营者。

新增经营利用项目经营权，必须采取公平竞争方式出让。

第二十九条 严格控制星湖船舶的总量。

在星湖航行船舶，必须事先征得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同意，并依法向海事、交通、公安等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进入星湖。

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应对全部船舶进行登记造册。

第三十条 经批准在星湖航行船舶或开展活动，包括利用船舶从事经营活动、试验船舶、运动船舶训练等，必须在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指定的水域和线路内进行，并自觉接受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的日常检查和管理，接受海事部门等有关安全管理部门的安全检查。

第三十一条 遇有重大安全保卫及紧急任务，公安机关有权会同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通知、指挥有关船舶停航、改变航向或驶向指定地点。

第三十二条 禁止非经营性船舶从事或变相从事经营活动。

第三十三条 经营性船舶不得载运危险物品。非经营性船舶因特殊需要载运危险物品，必须按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并经海事、公安等有关安全管理部门批准。

第三十四条 除治安、抢险、渔政执法、工程等工作用船外，在星湖航行的的游览船舶等，其外观必须与景观协调，采用的动力源及配套设施应符合星湖环保标准，鼓励使用清洁动力源。

第三十五条 船舶所有权人废弃船舶的，除依法向交通、海事部门办理有关退出或注销手续外，还应向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办理船舶登记注销手续，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将废弃的船舶运出星湖。逾期未运出的，由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组织搬运，搬运费由船舶所有权人承担。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处理。

向星湖吐痰、丢抛烟蒂、瓜果壳、纸屑和其他废弃物，在星湖洗澡、便溺、洗涤污物和擅自游泳，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乱扔废弃物的行为，给予警告，可处以2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下列行为，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现的，应予以制止，并提请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有关部门应根据事情紧急程序，在1—5个工作日内派员处理：

（一）向星湖排放污水；

（二）向星湖排放泥沙；

（三）在星湖及沿岸清洗机动车辆或有毒有害物的容器；

（四）侵占、填埋星湖；

（五）在星湖和岸边任意倾倒或堆放垃圾、粪便、废土；

（六）未经批准擅自在星湖取水；

（七）擅自移动或损坏星湖的码头、堤坝、涵洞、闸门、排水工程等设施；

（八）在禁垂钓区垂钓鱼、虾；

（九）在星湖擅自捕杀鱼类及其他水生动物、采摘水生植物、猎捕陆生野生动物；

（十）未办理有关手续，擅自在星湖航行船舶或从事营业性运输；

（十一）不按照要求，在指定的水域和线路内航行船舶；

（十二）经营性船舶载运危险物品；非经营性船舶未经批准载运危险物品；

（十三）其他危害或破坏星湖水体质量，破坏生态环境或破坏管理秩序的行为。

第三十八条 有关主管部门认为对第三十七条所列行为不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在作出决定后3个工作日内向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通报。

对是否应予处理有争议的，可提交市政府（市政府行政执法监察办公室）协调，对协调结果，各方应予执行。

第三十九条 对破坏或污染星湖的行为，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有权予以劝阻和制止，并可依照有关法律规定，通过民事途径追究行为人的责任，要求行为人停止破坏或排除污染、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具体组织实施，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二○○五年九月一日起施行，1999年7月13日市政府印发的《肇庆市星湖景观娱乐用水保护区管理规定》（肇府[1999]28号）同时废止。


刑事简易程序价值论
高一飞*

[内容提要] 在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失去了在普通程序情况下可以获得的很多权利，那么，简易程序是否是正当的程序，当然会引起很多人的质疑。作者从简易程序的程序正义背景、诉讼效率意义、实体公正结果三个方面论证了简易程序的正当性。
[关键词] 简易程序 程序正义 诉讼效率 实体公正



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普通程序而言的刑事审判程序。简易程序具有三层基本的含义：一是都是针对审判程序而言，不包括侦查、起诉等程序的简化；二是仍然由法官进行中立、公正的审理和裁判；三是审判程序被简化，具体表现为庭审程序的简化或省略。根据简易程序起诉的案件不能移交给严格程序审理，被告人不能选择陪审团人员，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它表现为程序的简化或者省略。在正因为其程序具有简易性，被告人在普通程序中的很多权利同样被简化，所以对其存在的价值进行解释和论证很有必要。
一、简易程序的程序正义价值
程序正义的内容在学术界的很多不同的理解。我国学者陈瑞华博士认为，在程序正义因地区文化传统不同而争论不清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联合国的公约所确定的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来确立。认为程序正义的内容将会不断的发展，但是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程序参与原则。包括：所有诉讼参与人亲自参加、始终到场；这种参与是有意义的；这种参与是充分有效的；参与者能受到人道对待，具有人性尊严。2．中立原则。包括：裁判者与案件无牵连；裁判者不谋求争议利益；裁判者不对参与者存在偏见。3．对等原则。包括：参与各方机会、手段平等；法官应对各方的意见予以平等关注，并充分考虑其观点。4．理性原则。包括：据以判决的事实须经合理证明；裁判之前必须冷静、详细和适当的评议；法官的裁判必须以法庭调查和采纳的所有证据为根据。5．程序自治原则。包括：裁决须在全部审判活动结束之后形成；裁判须在理性的基础上形成；裁判须以参与者全部有效意见、主张和证据为依据。6．程序及时原则。包括：审判不能过于匆忙；审判也不能过于急速。7．程序终结原则。即裁判应当具有稳定性。
程序正义与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两个同等重要的目标，提高效率不能以过于急速、牺牲正义为代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他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他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多么有效率和条理，只要他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从这个角度来看，程序正义至上的原则不可动摇。尽可能选择适当的形式提高效率是非常重要的，而简易程序正好能把效率与正义结合起来。除了使案件得到及时处理这一点符合正义的要求以外，诉讼过程的正义也是简易程序作为诉讼程序的重要理由。可以说简易程序的各个方面完全符合程序正义的最低限度国际标准。
简易程序本身包含了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即程序即时原则。所谓程序即时是指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既不能过于快速，又不能过于拖延。过于缓慢的诉讼使程序正义难以得到实现。迟来的正义是不正义的。因为审判的不适当延长会使被告人、被害人的利益得不到适当的关注，他们往往会产生受忽视的感觉；而且拖延会使法官难以向程序参与者各方就裁判结论作出合理性证明，他们在说服控辩各方从心理上接受裁判的合法性的正当性方面产生困难。 因此可以说，简易程序的实施使被害人、被告人等诉讼主体的利益得到了更加即时的关注，使正义真正得以实现。这正是刑事诉讼人权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简易程序符合正当审判程序的最低程序要求。审判是国家“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 作为审判具有以下基本的特征；1．程序启动的被动性主要表现在审判程序的发生必须基于国家公诉机关或者公民个人合法有效的起诉，不告不理，无起诉即无审判。2．审判人员的中立性。在刑事诉讼中表现为法官不能参予到控辩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只进行导中裁判。3．审判过程的民主性。即控辩双方能在公开的法庭中有效的参预审判过程、影响裁判的结果。4．对案件的处理具有终局性。现代诉讼结构的基本格局是等腰三角结构，即双方当事人居于同一水平线上的两端，平等对抗，裁判者在其上居中决断。在刑事诉讼中，其基本的要求是审判中立、控辩平衡。简易程序具备了以上审判的基本要素。首先，从程序的启动来看，简易程序也是在控诉的前提下，因控方的要求而启动的。起诉程序绝对不能简化。从性质上来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向它告发一个犯罪案件，它就处罚犯罪的人；请它纠正一个违法行为，它就加以纠正；让它审查一个法案，它就予以解释。简易程序中对有此庭前程序可以简化，但是法官始终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在检察官或者公民个人没有告诉的情况下，它不会主动去追究某一个的的刑事责任。其次，在简易程序中法官始终保持一个中立的地位，它根据检察官的请求使两方在平等的地位上行使辩护权，不偏不倚地听取双方的意见，最后作出公正的裁判。再次，从简易程序的民主性来看，尽管它省略了或者是简化了庭审的程序，但是因为有双方的选择权作保障，所以它是在尊重双方的基本程序权利的基础上，因双方的请求而简化的。因而具有合理性。最后，简易程序的裁决生效后具有与普通程序的裁决同等的效力。可以说简易程序实际上是一种简化了的审判程序，其简化之处主要在于审的过程，但是审判的诸要素仍然是具备的。在简易程序中，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简易程序，都存在一个完备的正三角形结构的审判机制。
简易程序是以自治为前提的。各诉讼法都规定简易程序必须以诉讼各方的同意为前提，没有被告人的同意不能启动简易程序，而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人也可以要求转化为普通程序。所谓程序是指解决案件的过程，程序的本质特点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法国学者卢曼曾经指出：“所谓程序就是为了法律性决定的选择而预备的相互行为系统。法为了从人们脑海中浮现出具体行为的映象中解脱出来，为了更具有抽象的概念性质，需要实现内在于概念性质之中的选择作用，正是这一缘故导致了程序这样一种特有的行为秩序的发展。” 程序的意义表现为它能够保证形式合理性或者形式正义；又能使选择的实体结果更具理性。 现代刑事诉讼要求在“对席的辨论”和“中立的裁决”的基础上进行，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尽量说服法官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判决而采取的种种行动往往只是被放在当事者与法官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加以考虑。实现法律的正义被认为是法官的任务，法官要求说明介入双方辩论、决定论据等权限得到强化的情况下，对当事人的种种措施、当事人之间的主张、反驳等相互作用必须在法庭上在法官的面前展开。也就是说当事人与法官在垂直方向上进行信息交换，形成控、辩、审三方的正三角诉讼结构。这一种结构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被告的认罪，实际上，从程序的最初阶段，国家就必须对自已的控诉行为提出合理理由，即案件的开始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政府官员不可能用普遍撒网的方法取证以证实某一个公民是否有罪，只有有合理理由怀疑某人曾涉嫌某一犯罪时政府官员才可以行使权力”。同时，“国家不能未经证明就宣告被告人有罪并对他们处以刑罚。不论被指控的人所犯罪行的细节有多么微小，国家都要花费代价（经常是相当大的代价）证明每个罪行和每个细节符合犯罪的条件”。 但是，简易程序与国家的举证责任并不矛盾，因为各国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在简易程序中否定控方的举证责任：在仅有程序简化的情况下，质证的过程并没有简化；在辩诉交易中，程序展开以被告人的认罪和同意为前提。二者都并没有排除控方的举证责任。诉讼同时也是在当事人之间在水平方向上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无论提出请求还是展示证据即使首先是针对法官的。“如果没有这种对席辩论的方式就没有公正的审判，这已经成为司法在今天必须达到的一般准则。” 当事人之间的作用是诉讼程序的中心部份，这既可以由最大限度地发现案件真相这一理由来说明，也可以由对自己权利和处分是自由的这一理由来说明，但更重要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交涉，体现了诉讼的自主，因而它是民主的。
简易程序并没有省略平等对席的辩论，它省略的是其它的程序，但是它是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之上，这种同意既有程序权利的自动放弃又有实体权利的馁协，在此过程中双方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反驳对方的主张，在地位平等、立场对立、权利对等的基础上完成诉讼。辩论规范反映了当事人在什么方向上解决的意愿。作为有拘束力的判决，其重要的问题是将对论予以判断并适用法律进行裁决，因此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者来裁定双方的纠纷。法官作为公正的裁决者在消极听审的前提下做出公正裁决。简易程序中法官的作用仍然体现了消极和中立。首先，在一般的简化式审判中法官听审之后象在普通程序中一样作出结论，而在辩诉交易中双方对事实的认定法官是完全的消极接受。其次，在裁决公正方面一般的简易程序中法官也是象普通程序一样做出结论，而在辩诉交易中法官按照法律的规则（在各国有所不同）接受了双方达成的协议。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简易程序也保证了程序正义的要求。
二、简易程序的诉讼效率价值
刑事诉讼效率是指诉讼耗费与诉讼效益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诉讼投入和诉讼和出的关系。投入在经济学上是投入的一定资本，也叫成本。刑事诉讼的成本或投入包括国家专门机关、当事人和其它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所消耗的各种费用。这些费用不仅包括人力，而且包括物力和财力。显然，耗费的时间与诉讼投入是成正比的，就如播种和收获一样，在短期内完成能够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因此，减少刑事诉讼投入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减少诉讼中的投入数量；一是缩短诉讼的时间。刑事诉讼产生不出直接可以用金钱衡量的收益，但是它获得的收益从伦理和精神的角度去评价是具大的。这些收益包括：秩序收益即通过解决纠纷带来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信仰的确立；社会正义的实现与伸张；被害人心理的安抚和平息等等。总之他实现了秩序和自由。刑事诉讼程序的成本节俭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广泛适用简易程序却不容置疑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没有设立简易程序的情况下，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是按一种程序来处理的，不但造成了人、财、物的极大浪费，也造成了诉讼拖延，使一些简单的案件不能及时结案。刑事案件的重要复杂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只有对不同案件使用不同的程序才能使审判这一过程在资源配置上更加合理。
简易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效率意义在于：首先，它符合我国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人类消费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是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目前，我国的经济还很不发达，经济上的很多困难，是由于效率低下造成的。表现在法制方面，司法机关对案件久拖而不决的情况时有发生。过去人们往往认为，法律的使命在于对各种财富以及财富的交易行为给予公平的保护，然而，财富及其交易行为的公平保护相对于资源最大限度地优化使用与配置的目标来说，仅有前者是明显不够的。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明确地将优化利用和配置资源作为一种社会目标，它决定着当代法律必须强化这方面的职能，把这一目标当作法律所追求的目标。社会不可能把全部资源用于刑事诉讼，在资源有限而刑事案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合理地配备司法资源，以求使更多的刑事案件得到适当的解决。其次，只用正义无法评价社会生活中某些法律现象，说明法的效益价值客观存在。传统的法律观念将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目标，而将其他的法律价值作为其下位的价值。而当代法律价值观将效益与正义作为等位的价值来考虑。从理论上看，正义这一价值目标同效益是有联系的，在亚里斯多德、亚当·斯密、斯宾塞及罗尔斯等人的正义论中，都包含着些有关效益的内容。但总体而言，正义无法准确地表达效益的内容。“法律对很多权利的安排，必须为正义和效益双重目标为依据。例如，对火车排放火花的权利与铁路旁庄稼不受火花侵害的权利的安排，如果仅仅依公正来决定权利应授予哪一方，可能会导致资源的浪费或低效使用，而仅仅用效益作依据，则可能导致一方对另一方无补偿或不能足量补偿的侵害。” 这一事例很好地说明了正义与效益是两个不能相互包含或代替的价值。如果有的案件用普通程序解决了，在不使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下，却使大量的其他案件无法解决或者没有机会解决，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法律程序是合理的。再次，法律的公平与正义需要依靠效益来实现。法律是权力机构运行的规则，而权力机构的正常运行是维护正义与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效益不仅为权力提供一套运作的机制；同时确保司法权力运行处于高效的状态，使正义能得以及时的实现。社会公正，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缺乏公正的社会是黑暗的、令人沿有信心的社会，但是一个没有效益的会是一个落后的、没有活力的社会。
人们通过简易程序对于诉讼效率的追求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地方法院处理的刑事案件大约占了整个刑事案件的1／3。而简易法院处理的占80％以上，简易法院的法官每年每人平均处理的案件有4624件（除了交通肇事、违法停车）。美国地方法院法官每年处理案件的日数为216天，加起来约为1210小时，所以每处理一个案件在地方法院只需3．6小时，在简易法院仅需0．3小时,即20分钟处理一个案件。尽管根据案件的性质法院和当事人的经济负担都限定到了最低程度，但仍然保持了“对席的辩论、中立的第三者裁定”这一对正义的生产来说是最基本的程序保障。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如果没有简易程序的适用，美国的刑事司法机构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行。
三、简易程序的实体公正价值
如何解释辩诉交易式简易程序中的改变事实和法律进行判决，这是我应当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在当今各国如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辩诉交易程序中，所谓正当的简易程序有些改变了法定的刑罚，有些不仅改变了法定的刑罚而且还改变了指控的罪名。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程序的正当性呢？下面我分而述之。
首先，从简易程序与刑罚适应的关系来看。在辩诉交易中，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会根据双方的协议或者法律规定的比率改变在普通程序中可能适用的法定刑，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刑罚适用上的改变呢？
以法律为准绳，在我国强调的是以实体法为准绳，即使在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中规定的发回重新审理的情况中有两处加上了“可能影响公平审判”的限制，可见如果不影响公正审判即使违背法定程序也并不导致程序性法律后果。而这里的所谓公正审判显然是指实体结果是否正确，可见在我国以法律为准绳更多的是指实体上的意义，而不是程序上的意义。实际上，现代刑事审判已经不是简单的“自动售货”过程，法官也不是“自动售货机”，从认识的过程来看，所谓审判就是根据客观规范的有无作出判断，或对权力的存在进行公正权力上的认定。 审判不能作僵化的理解，首先审判是一种法官创造性的运用法律的活动，法官在审判中是非常重要的主体，是法律的适用者，而不是机械的操作工匠，在审判活动中法官首先要理解法律、解释法律、行使部分的自由裁量权；其次法律作为裁判案件的准绳可以把人们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违法行为和非法律行为三种，但就某一具体纠纷来说，法律很难把其中的任何一种结果单独给予纠纷一方。从法律适用原则来看，审判必须依法进行，但实际情况是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作为准绳的解释往往有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确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法官们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仅仅根据法律条文来看谁是谁非。 刑事案件中实体法的规范弹性和自由裁量的余地非常大是有目共睹的。体现共性的法律条文与充满个性的案件不可能完全稳合，所谓依法判决只能是通过法律而又超过法律。“法律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确定的规则对官员和私人的指导，与各种可变的标准适用不同，这些确定的使用规则不要求他们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作出全新的判决。” 但是“法律是什么”在我国确实是一个值得与流行的观点商榷的问题，从审判的角度来看，狄骥早就说过在立法职能成立以的社中社会中早就出现了审判职能。 法律作为规则的作用当然不能否认，但是站在立法权至上的立场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即使在法典法国家法官造法也不可避免，“将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创立的法令这两个述语用于那些具有一般性或规范性的法规之上，并将那些意义仅在于处理某一具体案件或某一单一事实情形的法规排除在此概念的范围之外，看来是极为合乎需要的。” 立法的法实际上是动态的法。在上个世纪思想家们反复强调“无论是谁，要是他擅自解释法律或模糊法律的含义，他就是把自己置于法律和全国人民之上”，“法官是宣布法律的喉舌，法律才真正的法官。” 但随着社会的进化，这种观念越来越受到批判，依法审判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与三权分立强调人民立法权威联系在一起，当然具有其独立的价值，但是实体法的内容必须通过诉讼程序由法官的积极行为来完成，立法机关所依之法不完全是立法机关所创立的条文，英国法学家彼德·斯坦说：“如今人们普遍承认法官的人格和信仰对法律的实现有重要影响。他们不仅影响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而且包括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如何进行认定。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已经发现的犯罪事实”，“这些成文法是抽象的和一般的，在一件特殊的争执中还必须加以解释，认为可以适用然后才能实行，因此即使法规、宪法或规则在判决争执的司法程序中还必须经过对习俗和前例的审查以排除和吸收。” 简易程序在尽可能保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有时候并没有干涉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没有机械地去适用法律规定的罪名和刑罚，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从简易程序与利益实现的关系来看。在简易程序中辩诉交易的争论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当然也涉及到它是否改变了实体正义的问题，但赞同者认为辩诉交易可以产生比当事人主义的陪审裁判更为公平的结果实现个别化的正义，因为制订法规定的刑罚常常过分严厉，通过辩诉交易可以使刑事司法更能适应具体案件的各种特殊情况，另外罪与非罪的界限并非总是一目了然的，除了明确的有罪和明确的无罪属于黑白分明的以外，还有大片的刑事可罚性不太清楚的黑色地带，当被告人的行为处于该地带时，与其通过审判程序作出非此即彼的结论，倒不如通过辩诉交易获得一项折衷的判决。
经济分析法学派对辩诉交易的合理性解释。波斯纳注意到了辩诉交易可能受到的两方面的批判。这两方面的批判是：其一，辩诉交易否定了被告人的审判程序保护权；其二，认为它将减少课刑。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学者而言，这两种批判都不具有任何说服力。 如果刑事诉讼双方的当事人不能从和解取得比诉讼更多的收益，那么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会将其权利诉诸法庭；由此，刑事被告放弃其有权在审判时取得的程序保护权是得到补偿的。在此，波斯纳把放弃的权利作为一种投入，把因放弃一种权利而得到的另一种权利作为一种收益作为一种解释，从而使被告人自身行为中权利和效益统一起来，通俗地说就是指被告人权衡利弊之后它所得到的权利大于其失去的权利。它是假定在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并且会明智地选择利益较大的前提之下的，即“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 因此总的来说并没有侵害被告人的权利。
另外一方面，从控诉方及被害人的利益实现来看。假定起诉预算是固定的，那么如果允许辩诉交易平均刑期就有可能比不允许辩诉交易重，因为检察官可能用辩诉交易节约下来的钱准备一个辩诉交易失败时更有利的案件。这是否意味着辩诉交易对被告整体是不利的呢？波斯纳认为不会，因为这时被告人也会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因为它也是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
也许辩诉交易给人的直觉是不受欢迎的，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增加法官的数量来减少辩诉交易呢？实际上诉讼交易的发生率取决于谈判和诉讼的相对成本，诉讼结果的不确定程度，而这些因素与法官数量无关，因而法官的增加不会影响辩诉交易的比例，何况法官数量的增加要受到各种限制。如果禁止辩诉交易并且不增加法官数量其结果只能是刑事审判侯审时间大幅度增加，被保释的人们的预期处罚成本就会下降，而审判前被监禁的人们的预期处罚成本就会增加（除非他们能成功地证明延迟审判侵害了他们的宪法权利）。由于诉讼的成本要比辩诉交易高，而这些成本的主要部份是由政府和援助性律师承担，而不是刑事被告人承担。尽管平均刑罚并不会由于其是否通过辩诉交易而受影响，但由于通过审判比通过辩诉交易更容易造成无罪开释或极严厉的刑罚，所以其科刑的变化幅度扩大，这就会对预期处罚成本产生附加的风险。 所以，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被害人的角度来考虑，采用辩诉交易的方法来解决案件，在实体利益上都是一种划算的作法。
（全文9900字。联系电话：13608375667/023-65385918）

ON THE VALUE OF THE SUMMARY PROCEDURE
Yifei-gao(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400031)
[Abstract]Three aspects are tackled: legitimization, significance in the as well as the substantive justice. In the first place, the essence of the legitimization in the author’s opinion lies In justifiable judgement and balance 0f the accusation and relevant existent mechanism.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summary procedure, the author believes, has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efficiency legitimization and it is suitable for the legitimatize rules that different cases are variable in applying different legitimatize procedure, and, it can also save a lot of cost of action.
[Key words]summary procedure justifiable judgement substantive justice efficiency of the legitim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