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对违反《关于新疆棉花以出顶进管理暂行办法》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法规的规定

1999年5月12日总署令第72号发布


第一条 为保证国家关于新疆棉以出顶进重要决策的有效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对进出口货物的监管原则和国家计委、海关总署等八部委《关于新疆棉花以出顶进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新疆棉自向海关申报进入新疆棉专用监管库（以下简称“监管库”）起，至进口出库转入加工出口成品后再运输出境止，或者至进口出库后直接出口到运输出境止，为海关监管货物，应当接受海关监管。除海关另有规定外，海关对新疆棉分别按以下规定认定其性质和进行监管：
（一）新疆棉在规定的监管库存储期限（一年）内，海关对其按照一般贸易出口货物已运入海关监管区和向海关申报出口，但尚未运输出境的货物认定，按照海关对出口监管仓库的管理办法进行监管。
（二）新疆棉超过前项规定的监管库存储期限，海关对其按照已运抵口岸的一般贸易进口货物认定，按照海关对进口货物在海关放行前的管理办法进行监管。
（三）新疆棉进口出库转入加工出口成品的，海关对其按照进料加工贸易的进口料件认定，并按照海关对加工贸易保税货物的管理办法进行监管。
（四）新疆棉进口出库后再直接出口的，在运输出境之前，海关对其按照转口贸易的进境货物认定，并按照海关对转口货物的管理办法进行监管。
第三条 除海关另有规定外：
新疆棉公司办理新疆棉出口入库海关手续时，应遵守海关法规对出口货物发货人的各项管理规定；办理新疆棉进口出库转直接出口海关手续时，应遵守海关法规对进口货物收货人和转口货物经营人的各项管理规定。
监管库（包括新疆棉公司自行经营的监管库，下同）经营人应遵守《海关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和海关法规对出口监管仓库经营人的各项管理规定。
新疆棉加工出口企业应遵守海关法规对进口加工贸易经营单位和加工企业的各项管理规定。
新疆棉出口企业（包括新疆棉公司经过监管库的自行出口，下同）办理新疆棉出库后转直接出口海关手续时，应遵守海关法规对出口货物发货人和转口货物经营人的各项管理规定。
第四条 新疆棉公司或其代理人，在办理新疆棉出口入库、进口出库手续时，有关事项申报不真实的，由海关依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处罚；以伪报、瞒报或者其他手法逃避海关监管的，依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条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上述行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的，作出处罚的海关还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新疆棉公司所在地的税务机关。
第五条 监管库储存的新疆棉超过规定期限未办结进口出库转加工出口成品手续的，或者未办结进口出库转直接出口手续的，由海关依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十条的规定，对新疆棉公司按无证到货予以没收库存新疆棉的处理。
第六条 新疆棉出口企业（包括新疆棉公司）向海关办理进口出库新疆棉的直接出口的报关手续时，以伪报、瞒报或者其他手法逃避海关监管的，或者实施其他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依照《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条 未经海关许可并补缴关税，监管库经营人擅自出售库存以出顶进项下新疆棉的，依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四）项、第五条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经海关批准，监管库经营人擅自将监管库所存新疆棉转让、抵押、交付、发运、调换的，依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处罚。
监管库在储存新疆棉期间，有关记录不真实或者数量短少不能提供正当理由的，对监管库经营人依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处罚。
监管库经营人不按照海关规定办理收存、交付、核销手续的，依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六）项的规定处罚。
第八条 新疆棉加工出口企业在办理进口出库海关手续时，以伪报、瞒报或者其他手法逃避海关监管的，依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条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经海关许可并补缴关税，新疆棉加工出口企业擅自出售以出顶进项下新疆棉、及其中间产品（半成品）、成品的，依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四）项、第五条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 未经海关批准，新疆棉加工出口企业擅自将新疆棉、及其中间产品（半成品）、成品转让、抵押、调换、发运的，或者将加工的新疆棉、及其中间产品（半成品）、成品串换的，依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处罚。
新疆棉加工企业在加工新疆棉期间，有关记录不真实或者数量短少不能提供正当理由的，依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处罚。
第十条 新疆棉加工出口企业使用新疆棉加工的成品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出口，需要内销的，应交验棉花进口配额许可证，并由海关按规定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新疆棉加工出口企业不能交验棉花进口配额许可证的，由海关依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十条和《关于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的意见》（国办发〔1999〕35号文件）第七条的规定，没收货物或者处货物等值30％至50％的罚款。
第十一条 承运新疆棉的运输人在新疆棉进口出库转直接出口的转关运输过程中擅自出售新疆棉的，依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四）项、第五条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承运新疆棉的运输人未经海关批准，擅自提取或者处理新疆棉、有关记录不真实或者数量短少不能提供正当理由的、擅自开拆、损毁海关封志、不按照海关指定的路线行进的，分别依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三）项、第十三条第（八）项、第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处罚。
第十二条 新疆棉公司、监管库经营人、新疆棉加工出口企业、新疆棉出口企业、承运新疆棉的运输人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上述走私行为的，依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六条的规定区别情节及责任分别予以处罚。构成共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新疆棉公司、监管库经营人、新疆棉加工出口企业、承运新疆棉的运输人，实施走私、违规行为的，海关在对其实施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通报当地外经贸主管部门、国家工商管理机关、国家计划主管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第十四条 出口入库新疆棉的“等值”以新疆棉申报出口入库时的正常市场价格为准；进口出库新疆棉的“等值”以新疆棉申报进口出库时的正常成交价格加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为准。上述价格不能确定时，由海关估定。
第十五条 本《规定》未具体列明的其他走私和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由海关依照有关的海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处罚。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国家计委、海关总署等八部委《关于新疆棉花以出顶进管理暂行办法》执行之日起实施。


论我国 《海商法》中“提单持有人”的内涵限定与外延拓展
郑 梁

摘 要：“提单持有人”是海商法中基本的涉人概念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是连结海上货物运输法和国际货物买卖法这两大领域的枢纽。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对此规定并不明确，相关条文之间亦存在逻辑矛盾。本文试图运用比较分析和判例解读的方法，对我国《海商法》中的“提单持有人”及其内涵与外延作一相对清晰的界定。

关键词： 提单持有人； 认定要件；外延；判例研究


“任何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总是表现为将已经取得的理性知识的成果——概念、范畴、定律和原理系统化，构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而“理性认识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形成概念范畴、并将概念范畴序列化、体系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理论和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笔者以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修正工作同样需要从规范和统一其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做起。以“提单持有人”这一概念为例，提单持有人/收货人作为提单债权关系中的两方当事人当无疑义，然而我国现行法律恰恰对何谓提单持有人并无明确界定，进一步而言，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设立“提单持有人”概念亦有争议。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国外相关立法，结合近年国内的海商司法实践，试图对“提单持有人”的内涵与外延作出更加明确、合理的界定。

一、“提单持有人”概念的立法模式
现今各主要海运公约（草案）及世界各主要海运国家的海商法典对于“提单持有人”概念的界定方式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类：其一，明确界定型，典型代表为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英国《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及2002年“CMI运输法草案”； 其二，间接规定型，如1994年《挪威海商法》及1999年《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典》； 其三，无专门规定型，台湾地区1999年修订《海商法》 及目前海运领域的三大国际公约皆属此种类型
我国《海商法》亦未就“提单持有人”定义作专门规定，但在该法第71、78和95条中多处涉及提单持有人的权利义务的相关规定，第77条也间接提及这一概念，并直接导致与第78条间的逻辑矛盾，具体而言：
第77条：“除依照本法第75条的规定做出保留外，承运人或者代其签发提单的人签发的提单，是承运人已经按照提单所载状况收到货物或者货物已经装船的初步证据；承运人向善意受让提单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第三人提出的与提单所载状况不同的证据，不予承认。”
第78条：“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不承担在装货港发生的滞期费、亏舱费和其他与装货有关的费用，但是提单中明确载明上述费用由收货人、提单持有人承担的除外。”
从前述第77条的字面意思看，“收货人”显然被受让提单的“第三人”亦即“提单持有人”所涵盖，而从第78条措词看，立法者又把“收货人”同“提单持有人”并列处理，其间的矛盾之处显而易见。

二、 “提单持有人”的认定要件
如前所述，尽管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英国《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及2002年“CMI运输法草案”都对“提单持有人”概念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但又有明显的差异。
《Pomerene Bills of Lading ACT 1916 》Sec.80101.Definitions (4)：“’Holder’means a person having possession of, and a property right in, a bill of lading.”由此，为该法认定的“提单持有人”必须具备两个要件：其一，实际占有提单；其二，享有该提单的权利。但该法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何谓“有提单权利的人”，显然，我们无法要求承运人在凭单交货前先识别对方是否为“有提单权利的人”。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ct 1992》5.Interpretation etc.(2) References in
this Act to the holder of a bill of lading are references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persons, that is to say: (a) a person with possession of the bill who, by virtue of being the person identified in the bill, is the consignee of the goods to which the bill relates; (b) a person with possession of the bill as a result of the completion, by delivery of the bill, of any endorsement of the bill or, in the case of a bearer bill, of any other transfer of the bill; (c) a person with possession of the bill as a result of any transaction by virtue of which he would have become a holder falling within paragraph (a) or (b) above had not the transaction been effected at a time when possession of the bill no longer gave a right (as against the carrier) to possession of the goods to which the bill relates; and a person shall be regard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as having become the lawful holder of a bill of lading wherever he has become the holder of the bill in good faith.
从中我们不难归纳出英国法下提单持有人的认定要件：首先，实际占有提单；其次，通过合法方式取得提单，具体包括：1、提单上注明 ；2、提单的背书或交付转让；3、提单善意取得。
2002年“CMI运输法草案”1.12规定：“‘持单人’系指以下人士：（a）暂时拥有可转让的运输单证或独家[检索]/[控制]可转让的电子记录，和（b）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一）如果该单证为订货单，而此人在其中被认定为托运人或收货人，或是该单证的适当背书人，或（二）如果该单证为空白背书订货单或无记名单证，而此人是这类单证的持有人，或（三）如果使用了可转让的电子记录，而此人根据第 2.4条能够证明其可[检索][控制]这种记录。”可见CMI运输法草案对“持有人”的认定标准相对较低，除了要求对单证或电子记录的“暂时拥有”（或“控制”）外，并没有明示此种“控制”是否必须“合法”。显然，这一规定流于宽泛，有碍于交易安全。
因此，有学者认为英国法的做法更值得借鉴，进而提出“提单持有人”是指占有提单并通过提单签发或提单的正当转让程序取得这种占有的人。” 依据这一定义，托运人和提单瑕疵转让中的善意持有人均被包括在内。对于后者，应无疑异，只是我国目前尚无完整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更无提单善意取得的配套规定；同时，由于我国《海商法》第42条第3款对“托运人”所下定义的特殊性，导致学界围绕所谓“第二种托运人”的身份地位问题，以及在FOB贸易合同下，承运人到底应将提单签发给谁，即谁是FOB贸易合同下提单的“第一合法持有人”问题持续争论，此即当“托运人”自己持单向承运人主张权利时，如何界定其身份的问题。

三、 提单持有人的外延研究
作为提单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提单持有人”是一相对宽泛的概念，在不同情形下，托运人、收货人、货物所有权人和提单质押权人都有可能成为“持有提单的人”，但笔者以为，“持有提单的人”并不能与“提单持有人”划等号。
（一）托运人是否能成为提单持有人？
美国1916年《联邦提单法》明文规定“提单持有人”“不包括通过承运人签发提单而持有提单的人。” 英国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没有将托运人明文排除在外，但从该法第5条第2款第1项的规定，应该可以推导出在托运人同时也是记名指示提单的收货人时，属于“提单持有人”。同时，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运输法）对“运输法草案”1.12的解释，“持单人”可包括托运人、收货人和任何可能的中间持有人，同时还包括他们的代理人。我国《海商法》没有明文规定当托运人持有提单时是否也能称为“提单持有人”。从第78条的规定看，“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也即上述三者间构成通常所说的“提单法律关系”，显然有别于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托运人即使实际持有提单，其地位也与提单法律关系中的“提单持有人”不同，两者理应区别对待。 但问题在于，根据我国《海商法》第42条第3款对“托运人”的定义，托运人包括“缔约托运人”和“交货托运人”，当承运人把提单签发给“交货托运人”比如FOB贸易合同下的卖方时，同一提单下可能同时存在两个合法的托运人，而此时的“交货托运人”同时也可能是实际上持有提单的人，此时“交货托运人”与承运人的关系究竟是以运输合同为准还是以提单记载为准，不无疑问。
“交货托运人”事实上并未与承运人缔约，其与承运人之间的关系不受运输合同制约应无疑异；那么FOB贸易合同下持有提单的卖方是否理所当然地取得“提单持有人”的地位而将其与承运人间的关系置于提单规定之下呢？
《汉堡规则》首先对第二种托运人作出了规定，其目的在于“以法律的形式赋予FOB项下卖方把自己写入提单‘托运人’栏的权利，确定了其作为托运人的法律地位” 。一般认为，尽管我国《海商法》对第二种托运人的规定与《汉堡规则》略有出入，但立法意图应是相同的，即使FOB贸易合同下卖方被记载于‘托运人’栏的权利合法化。基于上述理解，笔者认为FOB贸易合同下卖方取得交货托运人资格的前提也应该是其名字被记载于提单“托运人”一栏，换言之，未被记载于提单上“托运人”一栏的卖方，无权要求承运人签发提单。 然而在实务中却大量存在着尽管提单托运人栏记载为FOB合同买方,但承运人仍将提单签发给卖方的情形。由此很自然地产生另一个问题：当FOB合同下的卖方持有托运人栏记载为买方的提单，且提单尚未流转出去时，该卖方的身份如何？
二、相关判例研究
我国早年的司法实践曾认为当FOB合同下的卖方持有托运人栏记载为买方的提单，且提单尚未流转出去时，该卖方无权依据提单享有诉权。 显然，如此一来，对于FOB合同下的卖方而言，其处境非常被动。因此，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在此问题上已有了明显改变：

判例一、“厦门建发公司诉香港美通船务有限公司案”

厦门海事法院的判决肯定了FOB术语卖方具有“实际托运人”法律地位的观点。该案中原告作为FOB术语的卖方出运货物后，取得承运人签发的托运人栏记载为买方、收货人凭买方指示的提单。承运人在目的港没有收回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将货物放给了买方。原告认为:根据我国《海商法》第42条关于托运人的定义，托运人包括FOB术语将货物实际交给承运人的发货人。被告向原告签发了提单，证明被告承认原告的托运人法律地位。原告有权凭提单向被告主张权利。

该案经过一审和上诉，法院的判决均支持原告的观点。二审法院在介绍该案时，重点指出:该案涉及的买卖合同为FOB术语条件，原告作为货物卖方，虽然未记载为提单托运人，但其因实际交付货物，可以成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因为法律并没有将提单上的记载作为托运人成立的条件之一，所以是否在提单上记载并不影响卖方成为交货托运人。从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既然《海商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托运人的定义，应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两个条件之一的人就是托运人，“法律没有将在提单上的记载作为认定托运人地位的条件之一，因此应该认为是否在提单上记载并不影响一方成为托运人。反之，如果一方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仅在提单上被记名为托运人，这也并不能使他成为真正的托运人”。法院判决确认了FOB术语卖方为运输合同托运人。承运人无单放货行为违反了运输合同规定承运人有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对此造成托运人的损失，作为托运人一方的FOB术语卖方当然有权提出索赔权。法院进一步认为:“我国《海商法》关于交付货物托运人的定义，正是考虑到了实际操作的情况，为了保护卖方的实际利益才做这样的规定。”

判例二、“浙江纺织集团公司诉长荣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案”
原告同案外人买方签订了FOB术语条件的货物出口合同，信用证方式付款。嗣后卖方依据合同通过货代公司向承运人订舱出运货物，支付了运费，并取得了承运人的代理人签发的正本海运提单。由于货物的出运超过了信用证规定的期限，浙江纺织公司托收货款，但无人赎单，全套贸易单证由银行退回。而承运人在涉案提单均未收回的情况下将货物放行，卖方凭提单诉承运人无单放货。

在该案中，被告(承运人)以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并不是卖方为由，主张卖方并不是运输合同中的托运人，卖方与承运人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初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被告的观点并不支持。法院认为:原告委托货代公司向作为被告的承运人交付货物，支付运费，并提出了缮制提单的具体要求，被告则完全按照原告的要求签发提单，将第三家国外公司记载为名义托运人，并从货代公司处收取了涉案运费。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事实上建立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因此法院判定原告即是缔约托运人，被告所主张的关于双方之间并无运输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并不支持。

三、对上述两案的评析
从表面上看，前述两案中法院最终都确认了卖方的托运人地位，但具体的判决理由和推导过程却有本质上的区别。

就案一而言，法院完全没有考虑承运人向卖方签发提单的合法性问题，而是通过对现行法条的机械解释，将此时的卖方定位为托运人并进而赋予其诉权。按照这样思路，在同一运输合同下岂不是又同时出现了两个“托运人”？显然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此案的判决结果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