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

宜黄县人民法院 肖文军


总述：诉讼制度与诉讼法的改革（三个审判关系主体的改革）。
一、 明确法官概念及职权，实现法官精英化，树立法官权威。
二、 明确检察官的地位。
三、 改革诉讼代理制度，加强律师调查取证权。
进入九十年代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大陆法系为基础，以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为框架的法律体系。由于两种不同法系间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冲突，决定了我国诉讼制度改革是复杂的过程。但不管怎样我国这种结构的诉讼制度经过九十年代后已经初步建成。
但这种诉讼制度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如证据制度、庭审规则、强化合议庭及独任法官的职能、法院内部机构的调整等等方面的改革。以上提及的方面多有论述，本文所涉及的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着重于审判关系的三个主体：法官、检察官、诉讼代理人（律师）的改革与完善。我国的诉讼制度和诉讼法如能解决好审判关系的这三个主体所存在的问题，将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甚至可以解决我国在诉讼制度改革中所遇到的其他问题。
一、明确法官概念及职权，实现法官精英化，树立法官权威。
法官是审判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主体，法官的改革涉及到诉讼制度的方方面面，法官的改革也必然是诉讼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一）、明确法官的概念和职权。
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首先是围绕法官开始的，因此明确法官的概念就显得极为重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将Judge（法官）定义为： public officer with authority to decide cases in a lawcourt（有权在法庭裁决诉讼案的公共官员）。这种解释清楚的表明法官应当在法庭上行使审判权的这一特征。我国《法官法》将法官的定义为：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这一概念过于含糊。《现代汉语词典》和《精编法学词典》都将法官的定义：法官是法院中审判人员的通称。这种法官定义很不完善，没有将法官必须在法庭行使审判权本质特征表述出，但这一解释恰恰是对我国现阶段法官最正确的解释。我国现在的诉讼制度改革中碰到的许多难点就是因为法官这个审判关系最为重要主体的概念不清造成，就《法官法》而言区分法官与法院系统工作人员并不难，但现实中却很难区分，办公室、监察室、档案室、调研室等等工作人员不主庭，不行使审判权都被称为法官，具体表现在法院的工作人员多而办案法官少。法院的改革一方面面临着法官队伍庞大，积重难返的局面；另一方面面临着办案法官太少，法官队伍难以充实的尴尬的局面。法官概念不清，法官改革自然会陷入困境。
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法官职责不明确。法院和法官的一些权力没有得到限制，如法官的调查取证权没有得到限制。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法官没有庭外调查权或主动调查权，就不能保证办案的质量、查清案件的事实，这种想法很奇怪，他的前提是建立在对检察机关、公安机、当事人调查取证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实际上在刑诉讼中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行使了国家侦查权，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证据不会比法官调查取证的更完善，因保留了这一权利，造成在民事审判中法官因取证不到或认为没有必要取证而被当事人认为法官办案不公。法官走出法庭调查取证如何保证自己不会先入为主和如何保证自己居中认证。事实上在三大审判中法官参与调查取证都将打破诉讼的“等腰三角形”结构平衡，法官调查取证是对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否定，法官走出法庭调取的证据如何能保证自己不会先入为主和如何能保证自己居中认证。因此没有必要让没有侦查权的法官在庭外调取证据。当然为保障法官不走出法庭，还须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诉讼代理制度，确保当事人各方都能收集到各种证据（本文第三部分将此进行阐述）。再如，由法院直接受理刑事自诉案。自诉案件的审理难易程度撇开不管（一些学者认为此类案件简单，无须侦查，大都适用简易程序，但实际此类案件是刑事审判中的难点），自诉案件的受案审查是实体性审查，是以被告人经审查构成了犯罪为立案条件的。这不仅与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发生了冲突，也是对我国９６年刑法确立无罪推定的否定。从以上两点，就应当排除法院直接受理自诉案件，更不要说此类案件，被告人多作无罪辩护，依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没有适用简易程序的可能。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我国刑诉法第１７３条第（３）项（自诉案）中竟赋予法官弱化的监督权，这种监督权的范围对象竟是公检机关，显然该条款有违宪的嫌疑。
我们要明确法官的改革不在于给法官增加职责，而在于明确法官的职责。法官的职责不明确，保留了些非法官职责的职责，而这种职责不能促进法官办案的公正与效率的作用，反而成为束缚法官的枷锁。从现实意义上说，限制法官的职责更有利于促进司法公下和提高司法效率，也更有利于法官的权威树立。
（二）、实现法官精英化。就我国现有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结构来看，实现法官精英化在现行法官体制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问题。在我国法官究竟是多了还是太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我身边说起，全院四十多名法官，办案法官只有十三名（刑、民1、民2、行、法庭）。这中多少能让人看到法官精英化的希望。但法官精英化不仅仅在于法官队伍（我国已对法官队伍精英化问题开始重视，故本文不在涉及），更在于我国的法律体系的确认，如检察机关对法官的监督具体到个案的审理过程，甚至到与法官在某一个案对法律理解问题上行使监督权，在我国没有哪一机构象法院一样如此受约束；其次在我国司法最终裁量权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如法官无权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而在《行政复议法》却赋予了上级行政机关的审查权，作为纠纷的最终裁量的法院却没有一级有此权限，这不能说是立法的遗憾，更为遗憾这都是建立在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怀疑基础上的，也使得法官不得拒绝裁判成为纯法学理论。我们在制定每部法律时，对行为人都是采取了“合理人”、“良家父”的标准。但我国在制定法律中关于法官的部分却采取了怀疑、否定的标准，而没有采取法官就是社会精英他的素质要高于一般行为人的标准。我们不反对权利的限制和监督，但要建立在高标准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怀疑、否定的基础上的。如我国法律本身不能确认法官就是精英的话，那在这里谈法官精英化已无意义。梁慧星教授在一次授课后讲，没想到法官的素质要比想象的高出很多。梁教授在此前的想象，可能是我国立法者的想象，我们不否认我国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事实，但作为法律却应当确立法官精英化的精神和原则，先有法官精英化的立法，而后有精英化的法官。
（三）、树立法官权威。一国法官的权威决定了该国法治的程度，法官的权威就是法律的权威。法官的权威不是来自于法官的权力，而是来自于法官公正。在我国至今法官权威还没有在公众心中树立起来。究其原因有：一、法院和法官没有完全从行政机关脱离开，一府两院是一府下的两院，法官与公务员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分，这就是为什么法官办案过程中行政干扰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行政诉讼会陷入困境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种体系下要树立法官权威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费里德里希.李斯特所说：“国家公职人员，他们的职务行为本身就是公众批评的目标，他们多少又处在上司的影响之下，因此又怎能指望他们在个别人与当权者的抗争中做出公正的裁决呢？”（摘自《世界著名法庭论辨演说精粹》第97页）百姓即使胜了一场行政官司却再没有勇气去打第二场行政官司。二、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思想。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法官在自我评析时，对自己在办案中就案办案，考虑社会效果少进行了批判，这实际上就是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表现，直到现在报刊仍不乏这种论调，令人对法律界非常担忧。就案办案有何错，办案法官办案应以有效的证据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案件裁决的准绳，不应兼顾考虑办案的社会效果，否则必然会以牺牲法官的公正和正义为代价，且法律本身在制订时就已经将社会效果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了，不必法官在具体案件在另行考虑了，如要考虑的话，我想这部法律有问题，但即便是这样法官也必须绝对服从法律，但不是政策，如果法官在考虑社会效果，那他已或多或少的放弃了公正。当法官能超越外界的种种因素，自由的适用法律，谁还会怀疑法官在适用法律是否实现了公正。法官的权威自然能得到树立。
二、明确检察官的地位。
在我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的地位是双重的，一是支持公诉，二肩负着监督人民法院审判活动是否合法。检察官这种双重地位制度几乎使我国的诉讼制度改革毁于一旦，与我国在控辩式基础之上诉讼体系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因为检察官在诉讼过程既行使公诉权，又行使监督权（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检察官在诉讼中更主要的是行使监督权）。显然检察官在诉讼中如何行使他的权力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但这个矛盾最终却落在法官身上。一、这个矛盾是建立在法官在诉讼中必须有大量的各种因素的不公正而不是少量的怀疑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对法官整体素质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否则检察官在诉讼中更主要是行使监督权就变得毫无意义，当然的还有一个推断就是检察官的素质要高于法官。二、检察官起诉的被告人，法官必须认定有罪，法官必须做有罪推定，即所谓“被告人进门三分罪”，这点已被现实的审判实践所证实——我国法院无罪判决占公诉案件的比例和（一些基层法院通行做法）无罪判决必须经过审判委员会研究就是很好的说明。三、当充任公诉人的检察官以法律监督者身份出庭，必将弱化自己作为控诉方所承担的支持公诉职能，我们如何能保证检察官的意识不会约束或影响到法官的裁判。当检察官的意识约束或影响到法官的裁判，并要求按他的意识给被告人公正的裁判，对已被告人而言已无公正可言，也正因如此我们一些法官热衷于法庭上调查犯罪、证明犯罪，甚至到法庭外去查证案件。这就使得控辩式诉讼两点最基本的要求：控辩双方均衡对抗、法官均衡裁判变得毫无意义。综上三点理由，我们必须重新明确检察官的地位，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的审判关系中监督权仅仅与公民的监督权对等（如抗诉与之对应的上诉），仅是审判关系的一方主体，行使公诉权，即实现监督权与公诉权（公诉权中保留抗诉权）相分离。这一点也并未与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相悖。
三、改革诉讼代理制度，提高律师调查取证权。
（一）、我国的现阶段诉讼代理制度可用一个字来形容，“乱”，怎么乱都可以说。这其中原因在于我国三大诉讼法，我国三大诉讼法都没有排斥非律师进入诉讼，造成大量所谓法律工作者成为专业诉讼代理人。这些“专业诉讼代理人”不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不需要纳税，不受任何组织、任何职业道德的约束向公众提供法律和非法律方面的服务，一旦败诉，他便可以找出如司法腐败、法官素质过低等理由来解释。这些人不仅不会促进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官权威的树立。很难想象在这种诉讼代理制度体系下，我们的诉讼制度能够得到完善。我国应参照国外的立法，只允许律师从事诉讼代理业务，没有取律师执业证的人员一律不得以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进入庭审。有些人认为我国尚不具备仅由律师从事诉讼代理的条件，但这不应成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从事诉讼代理的理由。诉讼代理制度的改革可以从各方各面上促进诉讼制度改革，即是改革我们必须有所取舍，对于诉讼代理制度的改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二）、提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提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点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我国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是否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它决定了在庭审中是否真正的实现了控辩式诉讼。但在我国律师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十分尴尬，主要表现在刑诉中，我国刑诉中仅仅规定了律师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律师收集的仅是材料而不证据，并未明确律师有调查取证权，法律这所以这样规定，大概是立法者认为一但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就等于赋予了律师的侦查权，当然赋予了律师的侦查权是违宪的，但调查取证权不等于侦查权。如果将侦查要等同于调查取证权，那法院就可以永远不必受理自诉案件了，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向法院起诉的只有材料而没有证据。不仅是自诉案伯需要确立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我认为这里的调查取证权应包含有律师有权知道案件所有在庭审中应当出示的证据材料。换句话说，在我国应建立证据先泄制度（discovery of prosecution’s evidence）。而且，建立证据先泄制度可以保证控辩双方的平衡，可以保证庭审中举证与辩护活动顺利进行，可以有效的提高司法效率。

主要参考书目：
１、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修正）实务全书》，中国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二版。
２、 王发荣、钱应学、朱应有、刘莉、王生今、刘开玉、张继红等主编：《中国民事审判学》，法律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３年８月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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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


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快林木种苗发展的意见
　
　
（林场发〔2004〕135号，2004年7月29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农林)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精神，充分发挥林木种苗在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中的积极作用，推进依法治种、科技兴种进程，促进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现就加快林木种苗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快林木种苗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我国林木种苗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林木种苗是林业建设的基础和保障，承担着负载林木遗传基因、森林世代繁衍和促进林业发展的重要使命，林木种苗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对林木种苗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我国林木种苗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种苗生产基地初具规模，形成了以国有种苗基地为骨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林木种苗生产格局。林木种苗科技含量不断提高，林木良种、新技术在生产中得到了推广应用。林木种苗生产、经营、使用已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种苗质量监管不断加强。目前，全国有良种基地28.5万公顷、采种基地158.1万公顷，苗圃48.71万公顷,年种子生产能力达2500万公斤，穗条产量达15亿条（根），苗木产量接近300亿株；基地供种率和良种使用率已达到37%和43%。林木种苗事业的发展为保障林业和生态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林业快速发展迫切要求林木种苗事业有大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生态建设和林业建设的快速发展，对林木种苗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林木种苗不仅要满足数量需求，更要满足品种多样化、品质优良化的需求，质量需求成为社会进步和林业发展对种苗的第一需求。我国种苗建设正处在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历史性时期。但是目前，困扰我国林木种苗发展的问题还较多，突出表现在：林木种质资源尚未得到有效保护，种子基地规模小、科技含量低、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基地供种率、良种使用率还不适应林业发展的需要,种苗管理体制不顺、机构不稳，市场监管刚刚起步，种苗生产、使用、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尚未得到有效保障等。总体上讲，我国林木种苗发展基础还比较薄弱，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林业快速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林木种苗建设的任务非常繁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种苗工作，在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进程中，要优先发展种苗，要赋予种苗建设以重要的基础地位。

二、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奋斗目标

3.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精神，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正确处理种苗建设与林业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种苗基础保障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国有种苗基地改革与全社会种苗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人的发展与种苗事业进步的关系，以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以确保种苗质量为主线，以机制创新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执法监督为保障，实现我国林木种苗生产基地化、造林良种化、质量标准化、苗木产业化、管理法制化、信息规范化，为林业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4．基本方针。

----依法治种。努力提高全社会法律意识，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能力，为种苗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科技兴种。实行科研与生产相结合，数量满足与质量提高相统一，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提高种苗科技含量，把种苗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广大从业者素质上来，保证种苗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强化服务。强化种苗管理机构的公共服务和行业协会等社会化服务，做好林木种苗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全过程服务。

----发展产业。把林木种苗作为一项重要产业来发展，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走产业化经营的路子，促进种苗生产专业化，经营主体多元化，质量标准化和育繁销一体化。
5.奋斗目标。力争到2010年，使我国基地供种率达到70%，良种使用率达到50%，种子贮备能力达到当年用种量的15%，林木种质资源得到初步保护，种苗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到2020年，使基地供种率达到80%，良种使用率达到65%，种子贮备能力达到当年用种量的20%，林木种质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种苗产业实力显著增强，建成比较完备的林木种苗生产供应、安全保障、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体系。

三、理顺管理体制，强化行政职能

6.理顺管理体制。要切实加强各级林木种苗管理机构建设，落实人员编制和工作经费，强化种苗服务能力和执法能力建设，加快林木种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建立起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林木种苗行政管理体制。

7.强化行政管理职能。各级林木种苗管理机构是负责林木种苗行业管理的单位，要充分发挥种苗管理机构政策法规制定、种苗行政许可、种质资源保护、种苗基地监管、种苗执法、质量监督、良种推广、信息引导等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的职能作用，切实将种苗管理职能转变到“引导、规范、监管、服务”上来。

四、加强林木种苗基地的建设与管理，提高种苗生产能力

8.建立规范的林木种苗生产供应体系。林木种子生产供应，要以种子生产基地（良种繁育中心、良种基地、采种基地）为主体，非基地生产为补充，建立起以省内调剂为主，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林木种子供应体系。国家投资建设的种子基地生产的种子由省级种苗管理机构组织采收和调剂使用。苗木生产供应，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国有苗木基地的龙头作用，建立起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苗木生产供应体系。

9.加强林木种苗基地及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林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对林木种苗的要求，在科学布局、统筹规划的基础上，重点建设一批适宜不同区域、不同利用目的的优良针、阔叶树种和灌木树种的良种繁育中心、良种基地、采种基地，完善种苗加工、贮藏、质量监督检验、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林木良种选育推广应用等种苗基础性工作的投入，保证林木种苗可持续发展。
要按照国家有关基本建设资金和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办法和《国家林业局林木种苗工程管理办法》要求，管好、用好林木种苗项目建设资金，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安全运行，提高建设成效。

五、创新林木种苗发展机制，增强林木种苗发展活力

10.深化国有林木种苗基地体制改革。以生产、繁育林木种子及保护和培育林木种质资源为主要任务的国有林木种子生产基地（包括良种基地、林木良种繁育中心），按从事公益事业单位管理，所需资金按行政隶属关系由同级政府承担。国有苗圃要全面推行企业化管理，按市场机制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大力推进机制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积极探索促进林木种苗发展的多种实现形式，鼓励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在保证为林业建设提供优质种苗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上，按照自愿互利原则，通过联合、兼并、股份制改造等形式，引入社会资本，组建跨地区的苗圃联合体，盘活国有资产，实现规模经营，降低经营成本，提高质量效益。

11.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种苗生产和经营。鼓励各种社会主体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投资发展种苗产业。凡有能力的农户、城镇居民、科技人员、私营企业主、外国投资者、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等，都可依法单独或合伙参与林木种苗生产和经营。非公有制种苗生产和经营单位，在行业政策、项目申请和承担项目招投标等方面与国有种苗基地享受同等待遇。在种苗市场准入上，凡具备《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所规定条件者，都可以依法申领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凭证依法从事种苗的培育和经营。在项目资金扶持上，通过开展非公有制种苗生产和经营的试点工作，为非公制林木种苗的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要改进对非公有制种苗企业服务和监管工作，加强对非公有制种苗生产者、经营者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能力培训，提高整体素质，增强种苗生产经营者的法制观念，促进合法生产经营种苗。

六、全面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创造种苗生产经营良好氛围

12.建立长期稳定的林木种子投入机制。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要主动向各级人民政府报告工作，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争取支持。要按照《种子法》的有关规定设立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引种驯化、品种选育、区域试验、审定推广、种子基地维护、种子贮备等工作，特别是要落实好种子贮备补助和林木良种补贴扶持政策。积极争取金融机构对林木种苗发展的金融支持，把林木种子基地建设、种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纳入当地林业建设计划，并予以优先安排。对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良种选育推广等社会性、公益性建设，由国家安排部分投资，长期扶持。全面落实国家规定的有关种业方面税收优惠政策，维护种苗生产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种苗事业的健康发展。

七、依靠科技进步，进一步提高种苗的科技含量

13.加强科学研究。要重视林木种苗科学研究，鼓励社会各界投资开展种苗科研攻关，提高林木种苗的科技创新能力。要积极组织力量，多方筹集资金，开展林木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制定林木种质资源管理、保护策略和资源整理、公布和交流计划，以及保存地项目建设规划，重点收集、保存优良林木（灌木）、乡土树种和珍稀濒危树种的种质资源，建立起我国林木种质资源保存体系，实现全面保存、科学评价和合理利用；有目的地引进国外优良树种，丰富我国的物种资源。要根据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及国土绿化需要，制定良种选育策略，开展抗逆性强的生态林良种、速生丰产用材林良种、优质经济林良种的选育工作；积极开展林木良种审（认）定工作。要加强种苗应用技术研究，鼓励社会各界投资与科研院校联合开展种苗科研攻关。

14.抓好现有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工作。要筛选、组装一批科研成果，建立和完善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良种推广体系，加速推广良种繁育、苗木培育、种苗包装运输等种苗生产、经营、流通环节的先进实用技术，提高林木种苗的科技含量。鼓励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科技人员，进行新技术成果孵化，与种苗基地联合兴办种苗科技示范园区或种苗集团。要开展种苗技术培训，不断加强林木种苗科技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15.全面推进林木种苗标准化建设。要建立健全种苗标准化体系，加快种苗标准制（修）订工作，建设一批种苗标准化示范区，并逐步建立起种苗质量认证体系，实行源头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结合。

八、加强法治建设，依法保护好种苗生产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16.加强林木种苗法治建设。继续加强林木种苗法治教育，提高公众法律意识；加快制定《种子法》配套法规，依法进行种苗管理。规范种苗市场秩序，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种苗、乱引滥繁、虚假宣传、无证无签生产经营林木种苗的违法行为。建立起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林木种苗执法监管体系，充实执法力量，改善执法监督条件，提高执法监督队伍素质，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17.依法开展林木种苗行政审批工作。各级种苗管理机构要明确专人负责，严格执行受理送达与审查分开的工作制度，公开审批程序，建立健全种苗行政审批档案。加强对审批人和被审批人的监督管理，及时组织监督检查工作。

18.加强林木种苗质量监督管理。要建立健全林木种苗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加强各级种苗质量监督检验站建设，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稳定的种苗质量监督检验队伍，提高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检验能力。全面推进全国性林木种苗质量抽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种苗质量自查和各地种苗质量自检制度，检查结果要与六大林业重点工程造林任务、投资挂钩。严格执行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林木种苗质量监督管理的规定》和《造林质量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实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干部林木种苗质量管理责任制、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和标签制度及质量检验、种苗使用责任追究、质量案件上报跟踪等制度，确保林木种苗质量。

九、建立和完善林木种苗社会化服务体系

19.鼓励成立林木种苗行业协会或社会团体。鼓励各地成立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以营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为目的的林木种苗协会或社会团体，为林木种苗生产、经营者提供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帮助种苗生产经营者解决实际困难，为企业和林农提供政策咨询和中介服务，推动种苗良性持续发展。

20.加强种苗信息管理。要加强种苗生产、供应预测、预报工作，搞好余缺调剂，保证种苗供应。要按照全国种苗网络建设的统一标准和要求，加强种苗信息网络建设，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尽快与国家种苗网对接，使种苗生产供求信息实现共享。要全面准确掌握并及时报送、发布种苗供求和新品种信息，引导种苗生产，确保造林任务圆满完成。

21.分区域建立林木种苗交易市场。有条件的地区，要建立林木种苗交易市场，通过展览会、信息发布会等多种形式，为种苗供需双方提供交易场所和信息交流机会。

十、切实加强领导，强化素质，提高林木种苗管理水平

22.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责任。要充分认识加快林木种苗发展对实施六大林业重点工程乃至整个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级林业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要把种苗建设作为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建设最重要的基础保障来抓，作为“科技兴林”的关键环节来抓，作为林业建设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措施来抓。继续坚持一把手抓种苗、超前抓种苗、下大力气抓种苗的好做法，把种苗机构建设纳入议事日程，明确工作目标，研究具体办法，加强督促检查。

23.解放思想，提高种苗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要建立起种苗人才教育和培训体系，切实加大对种苗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使种苗管理人员熟练掌握国家林业和林木种苗法律、法规、政策和方针，提高种苗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力争在种苗管理工作的理论创新、工作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有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