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

　　1995年1月18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9月14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以下简称《水土保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水土保持法》和本办法，保持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并有权对破坏水土资源造成水土流失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
　　第三条　水土保持工作实行预防为主、全面规划、综合防治、因地制宜、加强管理、注重效益的方针。
　　防治水土流失应当以小流域为单元，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实行预防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坡面治理与沟道治理相结合，田间工程与蓄水保土耕作相结合，因害设防，层层拦蓄，建立综合防治体系。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水土保持工作作为重要职责，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公民植树造林，增加植被，加强对采矿、挖砂、采石、取土等活动的管理，采取措施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的水土保持工作。区、县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水土保护工作。
　　林业、农业、畜牧、规划和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第六条　水土保持规划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任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安排专项资金组织实施，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安排水土流失地区的部分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农业发展资金等，用于水土保持。
　　第七条　禁止毁林开荒和烧山开荒，禁止在封山育林区和幼林地放牧，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已经开垦的，应当退耕还林。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种植果树的，应当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第八条　开垦五度以上二十五度以下荒坡地的，必须提出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报经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办理土地开垦手续。
　　第九条　于桥水库周边大沽高程22米等高线以上至水库汇水线以下范围和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水土流失重点防治范围，为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在该区范围内，严格控制采石、挖沙、采矿和兴建其他生产建设项目。
　　区、县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以及崩塌滑坡危险区、泥石流易发区的划定，由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告。
　　第十条　采伐林木必须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
　　在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内采伐林木的，采伐方案中必须有采伐区水土保持措施；批准采伐的部门应当将采伐方案，抄送水行政主管部门。
　　采伐林木的水土保持措施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共同监督实施。
　　第十一条　在山区、丘陵区修建工程、开办矿山企业和其他大中型企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必须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水土保持方案。
　　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属于市直属和驻津单位的，以及建设项目在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内的，其水土保持方案经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他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由项目所在区、县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乡镇集体和个体采石、采矿的，必须持有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方可申请办理采石、采矿手续。
　　第十二条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内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的，计划行政主管部门不得予以立项。
　　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必须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
　　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实施。
　　第十三条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内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必须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验收相应的水土保持设施，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产使用。
　　第十四条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内已建和在建的建设项目造成水土流失的，产权单位或个人必须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半年内，向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补报水土保持方案，并按照批准的方案实施水土流失治理。
　　第十五条　修建铁路、公路、水工程和开办矿山企业、电力企业以及其他工业企业，废弃的表土、砂、石、尾矿、废渣等，必须堆放在规定的专门存放地，不得向河道、渠道、水库和专门存放地以外倾倒；在铁路、公路两侧地界以内的山坡地，必须修建护坡或者采取其他整治措施；工程竣工后，取土场、开挖面和废弃的表土、砂、石存放地的裸露土地，必须植树种草；因采矿和建设使植被受到破坏的，必须采取措施恢复表土层和植被，防止水土流失。
　　第十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造成水土流失的，必须负责治理。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由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水土流失的治理；承包给个人的，应当将治理水土流失的责任列入承包合同，由承包者负责治理。因技术等原因无力治理的，按照治理水土流失所需资金将水土流失治理费交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治理。
　　治理费收费标准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七条　小流域内荒坡、荒沟水土流失的治理，可以采取集体经济组织或者以户、联户等多种形式承包，并按照谁承包、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签订合同。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侵占水土保持设施和实验场地。因建设确需占用、拆除水土保持设施的，应当征得水土保持设施产权人或者管理人的意见，并给予相应补偿。
　　损毁水土保持设施的，必须在限期内负责修复或者按照所需修复费用予以赔偿。因损毁水土保持设施造成水土流失的，必须在限期内治理或者将所需治理费交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治理。
　　侵占水土保持设施和实验场地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退还。
　　修建工程、开办企业经批准拆除水土保持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修建同等规模水土保持设施所需资金予以赔偿。
　　第十九条　已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和完成治理的小流域，必须按照规范进行检查验收。验收合格的，应当建立档案，设立标志，落实管理责任制。
　　第二十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土保持监督人员，有权对本行政域区内的水土流失防治情况进行检查。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必须如实报告情况。
　　有水土流失防治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定期向水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本单位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情况。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开垦陡坡地、荒坡地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罚款。罚款幅度为：陡坡地每平方米一元至二元，荒坡地每平方米零点五元至一元。
　　在封山育林区、幼林地放牧的和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种植果树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采伐林木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区、县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罚款。罚款幅度为：造成水土流失面积每平方米二元至五元。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逾期不补报水土保持方案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报水土保持方案，并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不将废弃的表土、石、砂、尾矿、废渣等运至规定的专门存放地堆放，或者将废弃物倒入河道、渠道、水库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清除废弃物，并可处以清除废弃物所需资金二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对造成水土流失不进行治理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或者责令停业治理；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责令企业事业单位停业治理的，其批准权限按照《水土保持法》的规定办理。
　　个体采矿造成水土流失不进行治理的，按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六条　损毁、侵占水土保持设施和实验场地的，除按照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处理外，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被检查单位和个人拒绝接受水土流失防治情况检查或者在接受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治理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实施的罚没收入上缴财政，用于水土保持防治。
　　第三十条　当事人请求水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因水土流失造成的损害赔偿纠纷的，应当提出申请报告。申请报告包括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受到水土流失危害的时间、地点、范围；
　　（三）损失清单和赔偿请求；
　　（四）证据。
　　当事人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调解处理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水土保持监督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拒绝、阻碍水土保持监督人员执行公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以及破坏水土保持设施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三条　水土保持监督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在防治水土流失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水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土保持法〉办法修正案（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2004年9月14日在天津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天津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骆秀英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9月13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审议。9月13日晚，法制委员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对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审议。会议应到委员15人，实到委员9人。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委、市政府法制办、市委办公厅法制处和市水利局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会议议研究了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和农村委的修改意见，对修正案草案作了修改，形成了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的决定（草案）。
　　下面，我就修改的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修正案草案第一条
　　农村委在修改意见中建议，将修正案草案第一条中的“在山区、丘陵区、平原、堤防采伐林木的”修改为：在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内采伐林木的”，更为严谨。因此，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第二条，将实施办法第十条修改为：“采伐林木必须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
　　“在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内采伐林木的，采伐方案中必须有采伐区水土保持措施；批准采伐的部门应当将采伐方案，抄送水行政主管部门。
　　“采伐林木的水土保持措施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共同监督实施。”
　　二、关于修正案草案第三条
　　农村委在修改意见中提出，修正案草案第三条对因建设确需占用、拆除水土保持设施的补偿主体规定的不够准确。有的委员提出，将修正案草案第三条“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改为“征得水土保持设施产权人或者管理人的意见”更为妥当。因此，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第三条，将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侵占水土保持设施和实验场地。因建设确需占用、拆除水土保持设施的，应当征得水土保持设施产权人或者管理人的意见，并给予相应补偿。”
　　三、关于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
　　农村委在修改意见中建议，将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中的“地矿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改为“规划和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因此，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第一条，将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林业、农业、畜牧、规划和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四、关于修正案草案第二条
　　有的委员提出，修正案草案第二条的修改内容不属于行政许可问题，可以暂不修改。因此，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没有对这一条进行修改。
　　法制委认为，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和我市实际情况，是可行的。法制委员会建议本次常委会议表决。

顾永忠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我国立法机关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准备工作，并将于今年10月完成法律修订程序。围绕这次修改，司法界、理论界都在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据了解，这次修改将采用修订案的方式，由此决定了修改的内容不可能太多，应当重点突出，先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及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应当是这次修法的当务之急。为此，撰写本文，以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展开分析、论证。

　 一、刑事司法制度中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分析

　 任何一个国家在构建自己的司法制度时，都将面对并力求解决好公正、效率、资源、案件这样几个既彼此独立又密切联系的基本问题和相互关系。

　 公正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生命线。从立法的角度考虑司法公正问题，所面对的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个案，而是已经发生和将要继续发生的所有刑事案件的整体。这就需要我们从宏观背景和全局视野分析和思考问题。

　 公正不是抽象的，而应当是“看得见的”，理论界将其划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并从诸多方面论证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具体的含义，且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诸如要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程序要公开、透明等。但是，公正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的内涵及其实现依赖于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因素，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的客观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正属于历史和社会的范畴，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正因为如此，即使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提出的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也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

　 从具体内容看，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公正与效率都属于主观因素，是立法者主观愿望追求的产物，并且二者是一种密切相关、此消彼涨的关系，即司法公正的程度越高，司法效率就越低，反之司法效率则越高。[1]从诉讼价值上看，公正与效率不在同一层次上，公正优于并且高于效率。只能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效率，而不能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公正。但是，如果从现实出发看待二者的关系，并非在所有的案件中解决公正都是第一位的。在司法实践中，或由于案件本身的因素，或由于当事人的主观需求，有些案件效率问题比公正问题更为突出更为迫切。因此，我们不能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看待和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从客观条件看，司法资源和刑事案件的状况如何对于公正的实现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既定的司法资源下，刑事案件的数量越少，公正的实现程度就越高，反之，公正的实现程度则越低。反过来说，对公正的期望程度越高，要求投入的司法资源则越多。但是无论在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投入的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刑事案件的数量却是难以控制、减少的，甚至呈现为不断增长的势头。在此情形下，要使所有案件获得同样的公正“待遇”，那只能是平均主义地配置资源，其结果必然是每个案件获得的资源投入十分有限。这样从外表看起来，对每个案件都是“公正的”，获得的司法资源同样多，实现的公正程度一样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不公正的。因为刑事案件在“质”的方面是千差万别的。仅从大的方面来看，有犯罪性质的不同，诸如严重犯罪与轻微犯罪之别；又有被告人经历的不同，诸如累犯、惯犯与偶犯、初犯之别；还有被告人认罪态度的不同，诸如否定指控、拒不认罪与主动投案自首、如实坦白认罪之别；再有控方掌握的证据状况不同，诸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别，如此等等。这就意味着每个案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以致公正、效率程度的要求其实是很不同的，只有按照案件的不同情况配置司法资源，设置并适用公正、效率程度不同的诉讼程序，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的整体公正与效率。

　 总之，在司法资源难以大量投入，刑事案件却在数量上难以减少甚至不断增加、在质量上又千差万别的现实面前，我们必须优化资源配置，调节诉讼效率，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高的案件，我们宁可投入的司法资源多一些，程序的设置复杂一些，诉讼效率调低一些；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低的案件，投入的司法资源则可以少一些，程序的设置也可以简单一些，诉讼效率则可以调高一些。考察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莫不如此。在日本，既有传统的快速处理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公审程序，又有近年来推行改革而出台的更加快速、适用范围更广的即决审判程序和主要适用于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案件的由3名职业法官和6名裁判员组成的混合审判制度。在法国，既有适用违警罪的简易审判程序，又有针对轻罪案件的较为严格的审判程序，还有更为复杂的由审判长、陪审官以及陪审团共同审理的重罪案件审判程序。英美国家更是如此，既有由一名法官（甚至是非职业法官）一日内可审理若干个案件的快速、简易审判程序，又有由职业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理、往往旷日持久的陪审团审判程序。不仅传统的西方法治国家如此，而且近年来刚刚从经济困境中走出来的俄罗斯也走上了繁简分流的刑事司法改革之路，一方面建立了程序较为简捷的被告人认罪的特别程序、和解法官审理案件的程序，另一方面又新增了由一名法官和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审判制度。各国不仅在审判程序上如此，而且在审判前的程序上，也建立了各种过滤、筛选机制，采用不同方式减少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还将是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国家难以在刑事司法领域投入太多的资源。同时，由于处在社会剧变的转型期，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居高不下，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也是有增无减。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从1986068件发展到4648401件，增长了134％；同期被逮捕的人数从598101人上升到876419人，增加了46．53％，法院审判的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也由584763人增长到981009人，增加了67．76％，与此同时，司法资源的投入有的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例如全国检察机关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1998年为211319人，2004年却减少到197025人。有的虽然有所增长，但与刑事案件的增长并不能同步，甚至实际上还在减少。例如全国律师人数1998年为51008人，2005年发展到114471人，增加了一倍多，但公诉案件的刑事辩护率则从1998年的50．7％下降到2005年的35．8％。[2]

　 在刑事案件急剧增加，司法资源的投入增涨有限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形下，全社会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热切呼声却空前高涨，这从近年来社会公众对杜培武、佘祥林、刘涌、胥敬祥、邱兴华等一批重大案件的关注程度和普遍诉求足可以得到说明。广大群众不仅要求司法公正，而且要求司法效率；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个案公正，而且要求整体公正。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效率的强烈诉求与不尽理想的司法现实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从中央到地方，从立法界、司法界到理论界，各方面都在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提出并推行各种改革、完善措施。但是，在笔者看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刑事案件的大幅下降、司法人员的大幅增加、刑事辩护率的大幅提高都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必须从现行司法制度、现行司法程序的整体构造上寻找突破口，构建可对刑事案件进行繁简、难易分流的程序机制，以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效率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针对我国现存的问题和条件，借鉴、吸收别国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构建中国式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不失为重要的突破口。

　 二、在我国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应当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于审查起诉的法律定位是正确的，其确立的包括三种类型的不起诉制度，在理论上有充分的依据，在实践上也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作法。但是，近10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立法上确立的不起诉制度在司法活动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比例非常低。据有关方面统计，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查起诉案件总人数的4．2％，1998年则是2．5％。[3]其后若干年来一直都在2—3％之间徘徊。[4]

　 我国不起诉比例如此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观念原因，相当一些检察人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设立不起诉制度的立法意图理解不够深远。此外还有制度本身的原因。现行刑诉法规定的三种不起诉中，只有法定不起诉属于当然不应该起诉的类型，而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都属于裁量不起诉的范畴。这就使不少人特别是上级检察机关和各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层担心不起诉决定的裁量权如果不加严格控制，可能会被滥用，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检察机关都把不起诉案件的比例控制在3％以内。

　 影响不起诉案件比例非常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不少人认为我国的犯罪概念和范围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别，凡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犯罪案件都是比较严重的，不同于国外大量刑事犯罪案件实际上属于我国的一般违法案件，因此对它们可以做不起诉的处理。笔者并不否认中外犯罪概念的差别以及由此可能导致我国不起诉案件的数量比较少。但是，是不是只有3％左右的案件才可以作不起诉处理，而97％左右的案件都必须起诉到法院审判？ 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事实上，从我国近年来审判过的案件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采取不起诉处理的，它们包括经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判处拘役、管制的案件、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单处附加刑的案件以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2—2005年问，每年生效判决宣告无罪、判处免刑、拘役、缓刑、管制、单处附加刑及未成年被告人的人数占到当年生效判决所涉被告人总数的比例在35．52％—45．15％之间，这一事实表明在审查起诉阶段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是有很大空间的。如果在审查起诉中对这些被告人中的哪怕一半人即17．76％—22．58％作不起诉处理，而不起诉到法院进行审判，这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和检察院的负担都将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现行不起诉制度是一次定“终身”，一旦做出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缺乏制约、监督机制，具有很大的风险。为此需要我们在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既能充分展现不起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把不起诉制度的风险、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附条件的不起诉制度。在这方面德、日等国的成熟经验和我国一些基层检察机关的探索尝试都是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吸收、借鉴的。

　 德国刑事诉讼立法在起诉问题上奉行的是起诉法定主义为原则，起诉裁量主义为例外的作法，但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却是相反，起诉是例外，不起诉或作其他替代性处理则成为原则。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6年期问，提起公诉案件的比例一直比较低，起诉率最高的1982年是19％，起诉率最低的1996年是12．3％，其余案件均作了不起诉的处理，包括撤销案件、申请处罚令、无条件不起诉等，附条件的不起诉也是其中的一种处理方式，比例一直在6％上下浮动。[5]所谓附条件的不起诉也称暂缓起诉，是指对于本来应该起诉的轻罪被告人，在其本人同意的情形下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义务，而暂时不予起诉。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了所要求的义务，对其行为不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否则，将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6]。此外，德国各州对青少年案件的不起诉率比较高，而且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85年平均为25％上升到1992年的近50％。[7]

　 日本除了对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不予起诉外，在其刑事诉讼法上还确立了“起诉便宜主义”原则，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不起诉处理方式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日本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为43％，2003年为35．6％，其中因不具备起诉条件而不起诉的占1．90％，其余33．7％则属于裁量不起诉或犹豫不起诉。[8]而对于其中的犹豫不起诉案件在诉讼理论和法律上都可以理解为，只要还在追诉时效期间内，对其可以再次起诉[9]。当然在实践中作出不起诉处理后再起诉的情况几乎没有。正因为如此，日本著名刑诉法教授，法务省顾问松尾浩也先生称此种不起诉为缓期起诉，指出进入昭和时期以来缓期起诉处分得到了更多的使用，并且被有意识地作为有效地防止再犯的手段加以使用。[10]

　 我国有些基层检察机关包括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等，在近几年探索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也重点研究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的地方称为“暂缓不起诉制度”），有的还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尝试。这些研究和尝试成果都表明，在我国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具有广泛的可行性基础。

　 基于以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现有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其要点是：

　 1．附条件不起诉的对象及适用条件：可以设定为依照刑法规定可能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其他可适用缓刑以及可免予刑事处罚并具有下列情形的案件：①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的；②犯罪嫌疑人年满70岁以上的；③有自首、立功情节或真诚认罪悔罪的；④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⑤积极赔偿受破坏的公共财产或恢复受损害的公共利益的。

　 上述案件都是犯罪性质不严重，刑罚后果不严厉，人身危险性又很小的案件。对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处理，不仅完全可以达到经过审判希望达到的法律效果，而且会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其一，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使犯罪嫌疑人保全了做人的“面子”，对他们日后改过自新有极大的鼓励、促进作用；其二，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可促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和解，恢复、挽回因犯罪受到破坏、损害的公共利益，实现恢复性司法；其三，由于可免除对这部分案件的后续审判，将大量节约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出，转而将更多的司法资源投入到那些确需审判的案件中，使这些案件得到确实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其四，由于不起诉，犯罪嫌疑人可提前获释，不仅节约看守所的羁押成本，更重要的是使犯罪嫌疑人提早回归社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