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人民政府


白城市军人抚恤优待实施办法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抚恤优待政策，激励军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献身精神，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吉林省军人抚恤优待实施办法》和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市境内居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复员退伍军人、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现役军人家属（统称优抚对象）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的规定，享受抚恤和优待。
　　第三条 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实行国家、社会、群众三结合的制度。
　　第四条 市民政局主管全市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各县（市、区）民政局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各乡（镇、街道）及各企事业单位负责本地本单位的军人抚恤优待工作。


第二章 死亡抚恤


　　第五条 现役军人死亡，根据死亡性质确定为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由其家属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民政局按民政部、财政部有关文件的规定，发给《证明书》和一次性抚恤金。
　　第六条 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家属，符合下列条件的，由民政部门发给定期抚恤金。
　　（一）父、母、抚养人、夫、妻无劳动能力和生活收入的，或虽有一定生活收入，但不能达到当地一般群众中等生活水平的；
　　（二）子女未满十八周岁，或虽满十八周岁因读书或伤残而无生活来源的；
　　（三）弟、妹未满十八周岁，且依靠军人生前供养的。
　　第七条 定期抚恤金的标准，按国家规定的现行标准执行。符合定期抚恤条件的，由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民政局发给《定期抚恤金领取证》，凭证到所在乡（镇）、街道办事处民政办公室领取抚恤金。
　　第八条 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父母（抚养人）、配偶，其中男满六十周岁，女满五十五周岁，且无儿无女者，及其未满十八周岁的子女且丧失父母（抚养人）者，定期抚恤金增发20％。
　　第九条 符合发放定期抚恤金条件而已享受原标准工资40％救济或享受退休退职金待遇的优抚对象，其领得的金额低于现行定期抚恤金标准的，由县（市、区）民政局予以补差。


第三章 伤残抚恤


　　第十条 因战因公致残军人的伤残等级，经医疗终结后，按民政部规定的评残条件，区别确定为特等、一等、二等甲级、二等乙级、三等甲级、三等乙级。
因病（精神病除外）致残的军人，其伤残等级经医疗终结后区别确定为一等、二等甲级、二等乙级。
　　第十一条 现役军人在服役期间致残，由军队负责评残，发给《革命伤残军人证》，退役后到民政局换证。退役的军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补办评残手续。
　　（一）1998年8月1日以后退出现役的军人，因战因公致残，档案有记载和确切证明，残情符合二等乙级以上者可回原部队补办评残手续。士兵需经军级以上单位卫生部门审批；军官需经军区级以上单位卫生部门审批。
　　（二）1988年7月31日以前退出现役的军人，因战因公致残，档案有记载和确切证明，残情符合二等乙级以上者可在地方补办评残手续。由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民政局组织检评、申报，市民政局审批。其中残情符合特等、一等者，经市民政局申报，省民政厅审批。
　　第十二条 退出现役的革命伤残军人，有工作的发给伤残保健金；无工作的发给伤残抚恤金。保健金和抚恤金均由伤残军人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民政局从发证或换证之日起计发。
　　第十三条 退出现役的特等、一等伤残军人，由国家供养终身。分散供养的，由入伍前户口所在地或配偶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接收安置。
　　（1） 安置地点由伤残军人选定；
　　（2） 由接收安置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解决其住房，
　　（3） 经费由本级财政部门解决；
　　（4） 由农村迁入城镇安置的；
　　（5） 其配偶和未满十六周岁的子女（包括已满十六周岁在校学生及伤残子女）随同；
　　（6） 迁入；
　　（7） 并给予办理农转非手续；
　　（8） 符合招工条件或有劳动能力的配偶、子女；
　　（9） 由当地民政部门协助落实接收单位；
　　（10） 劳动部门负责办理招工录用手续；
　　（11） 伤残军人本人的口粮（含食油和副食品）按特需规定；
　　（12） 由当地粮食部门平价供应；
　　（13） 需要医疗处置的或单身者不；
　　（14） 便分散安置的；
　　（15） 由所在县（市、区）民政部门申报；
　　（16） 到省荣军休养院集中供养。
　　第十四条 退出现役的特等、一等革命伤残军人，享受离退休待遇的，由所在单位发给护理费；不享受离退休待遇分散供养的，由其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民政局发给护理费。护理费标准按省民政厅、财政厅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革命伤残军人因战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一年内因伤口复发死亡，凭县级以上医院死亡证明，可追认为革命烈士。申报工作按有关批准为革命烈士文件规定进行。批准为革命烈士后，按革命烈士抚恤标准发给一次性抚恤金，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
　　第十六条 革命伤残军人因战致残，评残发证一年后因伤口复发死亡，或因公致残评残发证后因伤口复发死亡，原领取伤残抚恤金的，凭县以上医院死亡证明，由当地民政局按因公牺牲军人的抚恤标准发给一次性抚恤金，其家属享受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待遇；原领取伤残保健金的，凭县以上医院死亡证明，由其所在单位按因公（工）死亡人员的规定予以抚恤。


第四章 优待补助


　　第十七条 对家居农村的义务兵家属实行普优，优待标准由乡（镇）政府按当地上一年的人均收入计算。因灾减收的乡（镇）其优待标准应略高于当地人均收入水平。
　　　（一）优待金按义务兵服役年限发放，义务兵退出现役即停止优待。超期服役的，凭部队团以上单位给地方政府的通知继续享受优待。
　　　（二）优待金由户口所在地的政府发放，户口未在本地或户口虽在本地却在异地入伍的义务兵，不予优待。
　　　（三）从地方直接招收的军队院校的学员及军队文艺体育专业人员，不予优待。
　　第十八条 家居农村的义务兵应与其它劳力一样，划分给口粮田和责任田（山、林）；现役军人不得计入家庭人口摊派提留、统筹和义务工。义务兵入伍前是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其家属继续享受原有的劳动保险等福利待遇。
　　家居农村的烈属，因公牺牲、病故军人家属，伤残军人，在乡的复员退伍军人，经国家抚恤、补助后生活仍有困难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优待。优待办法及标准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当地人均收入水平自行确定。
　　第十九条 家居农村的优抚对象为孤老孤儿的，免交集体提留款、统筹款和免负义务工；三等乙级以上的退役伤残军人以及复员军人复员未满一年者，由社（组）评议，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可以减免承担的劳务。
　　第二十条 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伤残军人，享受与所在单位因公（工）伤残职工相同的医疗和其它福利待遇。在乡的二等乙级以上（含二等乙级）革命伤残军人享受县（市、区）卫生部门的公费医疗待遇。
　　在乡三等伤残军人因伤口复发的医疗费由县（市、区）民政局予以解决，其它方面的费用本人支付有困难的，由县（市、区）民政局酌情给予补助。
　　第二十一条 革命伤残军人因残需配制的假肢、代步三轮车等辅助器械，按省民政厅的有关规定由县（市、区）民政局负责办理。
　　第二十二条 革命伤残军人凭证件乘坐国营的火车、长途公共汽车、轮船，享受优先购票和半价待遇。
　　第二十三条 对在乡的老烈属、老复员军人、三等伤残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给予医疗补助，标准平均每人每年不低于100元。经费由县（市、区）财政局、卫生局、民政局和乡（镇）人民政府各承担一部分，筹集和使用办法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自行确定。
　　第二十四条 家居农村的志愿兵家属，家居城镇的义务兵家属生活有困难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给予临时困难补助。
　　第二十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优抚对象，由县（市、区）民政局给予定期定量补助。
　　　（一）退伍红军老战士；
　　　（二）红军失散人员；
　　　（三）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有困难的复员军人；
　　　（四）带病回乡不能经常参加劳动，生活特别困难的退伍军人。
　　　（五）生活有困难的已故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的配偶。
　　在部队立功受奖、服役年限长，贡献较大的，定期定量补助标准可提高10％至20％。
　　定补标准按省民政厅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二十六条 优抚对象在与其他群众同等条件下享受以下优先照顾：
　　　（一）分配住房；
　　　（二）征兵、就业；
　　　（三）招生、评定助学金、减免学杂费、毕业分配；
　　　（四）车站售票、商店售货、粮店售粮、医院诊病；
　　　（五）办理个体营业执照；
　　　（六）银行、财政、民政部门发放贷款、扶贫周转金、救灾救济款物；
　　　（七）分配种子、化肥，承包耕地（荒地）、林地，减免欠款和各项提留，分配建房用地和建材；
　　　（八）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办企业用工。
第二十七条 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及特等、一等伤残军人和现役军人的子女入学入托要本着就近就便的原则予以照顾，升入重点中学享受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待遇。
　　第二十八条 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弟、妹及特等、一等革命伤残军人的子女，符合征兵条件且自愿参军的，征兵部门要优先批准一人入伍。
　　第二十九条 家居农村的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及特等、一等伤残军人的子女，符合招工条件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优先安排其一人就业，办理合同制工人手续。对城里安置不了的，应在乡（镇）村办企业中优先安置。
　　第三十条 妥善照顾孤老优抚对象，家居城镇的可入光荣院供养，家居农村的由乡（镇）敬老院设光荣间供养。对分散供养的，各乡（镇）、街道办事处要采取统筹负担的办法，妥善解决他们的吃、穿、住、医等费用，并指派专人包户照顾。
　　第三十一条 未随军的现役军官、志愿兵的家属住房有困难的，有工作单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按双职工待遇给予解决；无工作单位的由当地房产部门负责给予解决。
　　家居城镇的义务兵服役期间，地方分配住房时应将他们计入家庭住房人口。
　　第三十二条 对未随军干部家属的就业、子女入托入学困难，当地政府要积极妥善予以解决。
　　第三十三条 随军的现役军官、志愿兵家属，驻地有关部门应及时给予办理落户手续、粮食供应关系，工作关系，并帮助解决子女就业、入托、入学等实际困难。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境内的武警部队、消防部队及预备役部队中的现役军人。
　　第三十五条 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和参加县（市、区）以上人民武装部门或预备役部队组织的军事训练的人员，其伤亡抚恤，有工作单位的按本单位因公（工）伤亡办法办理；无工作单位的按伤亡民兵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六条 领取伤残抚恤金、伤残保健金、定期抚恤金、定期定量补助费的优抚对象户口迁移时，应同时由县（市、区）民政局办理转移手续。户口迁出地的民政部门负责发给当年的伤残抚恤金、伤残保健金、定期抚恤金、定期定量补助费；户口迁入地的民政部门应凭转移手续，按本地标准，从第二年一月起给予抚恤和定补。
　　第三十七条 原享受定期定量补助的优抚对象死亡时，由各县（市、区）民政局增发半年的定期定量补助费作为一次性补助，其他优抚对象死亡的抚恤按《吉林省军人抚恤优待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优抚对象被判处徒刑或被通辑期间，停止抚恤和优待。其刑满释放后，仍符合抚恤或优待条件的，经当地民政局审查批准，予以恢复原来享受的抚恤和优待。对司法部门认定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优抚对象，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取消其抚恤和优待。
　　第三十九条 对认真执行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市政府每三年召开一次优抚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评死刑废除论的“人道”错位

（兰 绍 江）


内容提要：
“人的宝贵与尊严”对于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平等的。当一个人强调自己生命的宝贵与人格尊严的时候，他同时应当尊重他人的生命与尊严。法律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它保护某个人的生命与尊严同时，对其他所有的人施以同样的保护。一个人如果为追求自己的不当利益，公然践踏明文的法律禁令、残酷剥夺他人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那他就同社会准则、道德和秩序格格不入，法律就不能再偏袒他的生命。否则，法律的天平就会失衡，法律的不公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人们不能在口口声声追求法律公正的同时，却以杀人犯受到法律制裁时的心理感受而决定法律的取舍！

关键词：死刑 人道

年初，湖南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邱兴隆教授(中国全面废除死刑的首倡者)再次发动了“全面废除死刑”的舆论高潮。舆论宣称此主张已成我国“当今主流”，其实是部分“学者”强加于人的策略，虚张声势而已。社会调查以及网上讨论均显示其与我国民意相悖。为此，笔者撰文，对某些“学者”的错位“人道”观予以评析。
死刑全面废除论者一个极显赫的“亮点”：死刑是践踏人权的、不人道的、残忍的刑罚。
何谓“人权”？即“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世界人权宣言》）。何谓人道？简言之，即“人的宝贵与尊严”（1973年《人道主义宣言》）。捍卫人权是人道主义的核心，人道主义可解释为“人生只有一次，人们应当充分利用它去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和追求幸福”，人道主义还包括对人应当施以仁爱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转引自雷永生《谈谈人道主义问题》http://www.yangzhizhu.com/leiyongsheng8.htm）人道主义已经成为当今公认的社会生活准则和公民道德，但它不能成为法律的唯一原则，“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在法律领域的作用和影响不应无限扩张，法律最重要的准则应当是公正、平等。譬如，享有自由是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法律却具有限制和剥夺人的自由的国家强制力；刑罚本身就是国家强制力对某些人的自由与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其目的在于保护更多人的自由与权利，维护社会的公正与秩序。如果有人在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幌子下，对社会法律制度进行挑战 ，那么法律就应当是无情的。所有的人都享有相同的、平等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的法律保护；当一个人强调自己生命的宝贵与人格尊严的时候，他同时应当尊重他人的生命与尊严。一个人如果公然践踏明文的法律禁令，以牺牲他人的权利或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不当利益，法律就必须给予无情、公正的惩罚。生命对于任何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权无疑是最宝贵的，残酷地消灭他人的生命无疑是最严重的犯罪；既然杀人者背离了社会道德准则与秩序，他就没有权力要求别人珍惜它的生命，法律也就不能再偏袒他。否则，法律的天平就会失衡，法律的不公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刑法中的死刑正是以最严厉的手段惩罚最严重的犯罪，用形式上的不人道惩戒实质上的不人道，以维护社会道义。
死刑废除论源自１８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启蒙思想，是针对欧洲极其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镇压革命党、滥杀无辜、滥用酷刑、草菅人命而提出的。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让·雅克·卢梭(1712-1778) 于1962年发表《社会契约论》，提出了“天赋人权”说，认为生命是天赋的权利，任何人包括自己无权剥夺生命。受《社会契约论》影响，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Cesare Bonesana Beccaria, 1738--1794）在他的《犯罪与刑罚》（1763年）中首次提出废除死刑；他认为死刑折磨人的精神、消灭人的最宝贵的生命是不人道的，从刑罚的目的上说，监禁已使其丧失再犯罪的危害，何必非要剥夺生命？个人本无权抛弃自己的生命，他又如何有权把这样的权利转移给主权者？所以，国家用法律手段剥夺任何人的生命都是不正当的。
但是，卢梭却并不认为法律不得剥夺杀人者的生命。《社会契约论》第２册第５章：“社会契约的目的是保障契约各方的生存。为了这一目的，人也就必须有相应的手段。这里的手段是和危险以至生命损失分不开的。任何人如果要保障自己而牺牲他人，他也就必须在需要的时候也为他人牺牲生命。”“刑事犯罪的死刑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看待。为了不成为谋杀的受害者，每个人就必须同意，一旦他自己成了谋杀犯，他就得偿命。”“更进一步，每个刑事犯罪都是在攻击破坏社会权利，这种犯罪，使他成为国家的反叛和出卖者。违法，他也就不再是国家一员，甚至是向国家挑战了。国家的生存因此不再和他的生存相容，两者必去其一。当刑事犯死刑时，他不是公民，而是公敌。他的刑审判决宣告了他破坏了社会契约而不再是国家的一员。既然他曾一直是国家一员，至少是生活在其国土上，他就必须和它割断一切联系，或者作为公约破坏者而驱逐出境，或者作为公敌而死亡；因为这样的敌人不是一个法人而是真实的人，在此情形下，战争的权利是杀伤击毁对方。” (：其林译http://www.mypcera.com/book/wai5/lusuo/shqy/00.htm）
某些主张全面废除死刑的学者、教授在论证死刑存废的问题时，恰恰采取了错位的“人道”观，并且极致地进行了发挥与演绎。
譬如，邱兴隆教授在多次演讲中用他自己曾因涉嫌犯罪被关押时的经历论证。其中说道：“我曾有一段和死刑犯在看守所朝夕相处的人生经历。”他讲述道：“有一个死囚（注：杀人犯），和我关在一间号子里。他成天乐呵呵的，说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他戴着手铐、脚镣，为了到时候能很快换一身新衣服上刑场，他就只穿内衣、内裤，外面再被一件大衣。后来有一天真叫他出监房时，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但还显得无所谓，跟我们笑嘻嘻地说再见。我们都觉得这小子是条汉子，不怕死。可后来干警告诉我，就在推他上囚车的一刹那，他屎和尿拉了一裤子，刚穿的新衣服全弄脏了。我这才知道，他平常的模样都是硬撑出来的，他对生命还是非常留恋的。这件事对我触动极大。我们都是同类，他昨天还和我一块儿吃饭，甚至今天早上7点钟还和我一起喝粥，8点钟却上了刑场。而且，我们还经常开玩笑，-起打扑克，他家里送来好吃的，还和我分享。日常劳动时，他也很积极。我丝毫看不出他像毒蛇猛兽。从那时起，‘我们为什么要残杀自己的同类？’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http://www.southcn.com/law/fzzt/fzztgk/200301170331.htm）
只可惜邱教授没有同那些被罪犯残酷杀害的无辜者以及他们的亲人也曾经“朝夕相处”，当然也就无法知道邱教授是否有同样的温情对待被害者，或者也同样扪心自问过“为什么要残杀自己的同类？”
我也经历过一件“对我触动极大”的事情，虽非“朝夕相处”，却是我亲身经办的真实的刑事案件：
1973年，我还是一名日夜奔波在生死一线的刑事警察。夏季的一个深夜，在接到一起杀人案的报警后，我们风驰电掣般奔赴辽宁西部那个发案的偏僻山村：
一个年仅16岁的男孩，因为诚实地指证了一个人的盗窃行为 ，就遭到了残酷的报复，头部和颈部被残忍地砍了31刀！当我们到达时，只见孩子的老父亲紧抱着那个满身鲜血的、垂死挣扎的儿子，默默无语，红红的眼睛里充满绝望和痛苦。男孩的脸已血肉模糊，哆开的刀伤纵横交错，眼球和牙床已经裸露，鼻孔在向外冒着血沫，全身在痛苦地颤抖，虽然已经频死，却仍能感觉到他那强烈求生的企盼。我们的心在滴血！不顾一切地把血孩子抱上警车急速拉去医院抢救，转身徒步扑向山坡去擒凶手。男孩终因伤势太重死去了！我未敢再去看那已彻底绝望的孩子父母，毕竟是她们的亲骨肉，“朝夕相处”抚养了16年，指望孩子成人，指望孩子养老送终。残忍的杀人犯夺走了他们的骨肉，夺走了他们的希望，夺走了他们后半生的欢乐，甚至也将剥夺他们的生命！当杀人犯的屠刀一次又一次地砍向少年的头颈，当花季少年鲜血四溅、痛楚恐怖至极时，邱教授是否也有情伤同类之哀？当某些“学者”们，不顾国情和人民的意愿，痛惜杀人者留恋生命的悲哀，申斥法律为什么“要残杀自己的同类”，呼吁保护杀人犯的生命权利时，我着实也“困扰”了！人们在口口声声追求法律公正的同时，却以杀人犯受到惩罚时的心理感受而决定法律的取舍！邱教授在另一次演讲中还有句名言：“死刑所适用的犯罪正好是侵犯人的生命的犯罪，我认为是不值得的，投入的是生命，保护的也是生命的话，那么死刑的价值为零。”（《死刑的价值之维》(URL)http://www.dffy.com/faxuejieti/xs/200311/20031116213431.htm）把正负相抵消的理论如此应用，恐怕仅属邱教授的“专利”了。我想邱教授可能并不懂得力学中的平衡,自然不会理解天平指针的“零位”寓意何在。
无独有偶，在去年９月召开的全国刑法学年会上，河南大学法学院的郝守才教授也发表了一篇名为《论死刑的消极作用》的文章（以下简称 [郝文]）。文中用重头笔墨描述死刑犯及其家属的心理“折磨”，倾注了无限关爱与深情。我在这里举例评析一二：
1、[郝文]：“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机会，每个人都希望幸福”，“可是对于死刑犯来说，他们的生命是极其悲惨和受人唾骂的，失去了上天赐予的唯一的机会。” 郝文：“犯罪人的死很可能使其家庭丧失主要劳动力，从而断绝了主要经济来源，生活从此陷入困境。更重要的事，犯罪人的死意味着父母失去孩子、孩子失去父母，妻子失去丈夫、丈夫失去妻子。特别是对于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来说，让他们还不明事理、没有经历太多风雨的幼小心灵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去承受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这人道吗？当无限的憧憬从天真的目光里渐渐泯灭，死刑，还能无动于衷吗？”
教授是否也曾想到过，被这些罪犯残忍剥夺了生命的无辜的受害人，难道他们的生命不是只有一次吗？他们不希望生存和幸福吗？他们的父母、妻儿老小不是在承受“人世间最大的痛苦”吗？对于他们的感受，我们的良心“泯灭”了吗？
再请看：
2003年，河南平舆特大杀人案罪犯黄勇，使用自制的“木马”残酷杀害23名花季少年。黄勇对每个被害的孩子都先剥光衣服，用布条勒住脖子和腹部，然后残酷折磨， 　　用注射针对着肚子和脖子乱扎；为了不让被害人叫出声，他还用布条塞进孩子嘴里，直到折磨致死。这些花季少年又是怎样在痛苦与死亡的折磨中哀求、渴望生存和幸福？
河南省驻马店杀人恶魔杨新海，两年内在皖豫鲁冀四省作案22起，杀死65人，重伤5人，强奸23人。这些被残害的人们哪一个没有生的权利？哪一个还能复生？哪一个没有家庭、父母、孩子？？每一个人的惨死，都是对几个家庭的沉重打击和无休止的精神的折磨。┅┅
这一桩桩残忍的、血淋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甚至是毫无人性的灭门惨剧，是对人权的肆意践踏，是对人道的无耻亵渎！对非人道者大行人道、悲悯、仁慈，就是对无辜者的再次伤害、对法律公正的强奸！当有人把仁慈、爱心、情感全部倾注于杀人犯时，公正就显得那么渺小和无足轻重。如果人们同情的只是丧心病狂的杀人犯在将要受到严厉惩罚时的惊恐和悲哀，那无疑是对无辜公民的生命权利以及家人幸福的冰冷漠视，也是对社会正义精神的亵渎和对社会秩序的叛逆。
2、[郝文]：“犯罪人中的很多人都是家中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他们的死无疑会使自己亲属的生活受到较大的影响。”
如此说来，无疑把他们放出去继续养家糊口才是人道！即使不枪毙，仅仅是判刑关押显然也不能解决对其家属生活的影响，自然也是不人道的了！是否也应当考虑废除监禁刑？可是人们又在想：教授怎没想到被他们杀死的无辜之人的家庭又是怎样的惨状呢？
3、教授笔锋一转，也“关心”起受害人了，[郝文]中讲道，判处犯罪人死刑对于受害人及其家属来说“只是得到了一种虚假的公正，真实的谎言”，即仅仅是一种安抚；因犯罪行为所失去的巨大利益、幸福、美好，没有再得到，“都被死刑的执行而掩盖”。
按照[郝文]中设计的方案，最好的办法是多给予受害人家属一些钱，让他们得到利益，“过得好一些。”也就是说，杀了人可以用金钱弥补，这才是真实的公正！那些大款们，是不是可以随心所欲了？
4、[郝文]：“由于杀死1个人和杀死100个人所受刑罚相同，……他会后悔当初为什麽没有多杀几个人而感叹，显然这和刑罚目的相悖。”
教授的思维果真非同常人！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市的约翰•贾斯汀•邦廷和罗伯特•乔•韦格先后杀死12名同镇居民，并肢解存放，烹煮、油炸以招待客人。澳大利亚已经废除死刑了，最后邦廷被处以11次终身监禁，韦格被处以10次终身监禁，的确体现了“杀死1个人和杀死100个人所受刑罚”的区别。（http://news.tom.com/1006/2003910-415009.html）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种区别而少杀几个人；而且，一个人难道有11次生命吗？在该人“第一次”生命正寝后该由谁执行其余10次监禁？庄严的法律其不是成了儿戏！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在这里都为杀人犯的人权和“人道”让路了！
5、[郝文]：“从死刑的判决到死刑的执行还有一段时间，在死亡的极度恐惧中等待死亡的到来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这种精神折磨对于犯罪人来说并不是应当受到的惩罚。”
如此，是否可以理解为采取快速的“立即枪决”，要比繁琐的司法程序更人道一些啦！美国有记录，判决死刑后，拖10年执行，耗资500万美元，如此长期的折磨，怎么有的“学者”们（这里不指郝教授）还言必称、行必效美国呢？
6、[郝文]：“死刑对犯罪人在犯罪中会产生消极作用”，即：明知自己的罪要判死刑，所以千方百计地“提高犯罪保密性、安全系数”，“这些行为更有利于犯罪的实施。”
如此推断，死刑无疑是提高犯罪“隐密性”的促进剂；倘若取消一切刑罚，犯罪就会变成明火执仗，侦查工作岂不是方便多了？
7、[郝文]：由于犯死罪的人“要直接面对被处死的危险”，会因恐惧而抗拒侦查、审讯，拒不供罪，甚或托人情走后门搞假证，以至于成为“使他人犯罪”的诱因。 [郝文]：受害人及其家属“基于对犯罪人的极度愤恨，他们都期望犯罪人被判处死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很可能去拉关系、走后门，不仅会败坏社会风气，干扰司法公正，而且可能会使更多人犯罪。”
死刑又成为了郝教授笔下腐败的根源之一。在我历览若干分析腐败成因的著作中，尚未有此论，不知教授是杜撰还是有调查统计数据为证？还是教授想得“周到”，为了杜绝司法腐败，为了避免更多的人被受害人家属“拉拢腐蚀”，还是废除死刑——根本解决，谁也别有非分之想。可奇怪的是，在我们国家里，要判决杀人犯死刑，还得要被害人家属“走后门、拉关系，败坏社会风气”？不知教授何以得出如此结论。
8、[郝文]：“死刑的宣判使犯罪人嗅到了铡刀的铁锈味”，“犯罪人所遭受的心理扭曲是难以想象的”，以至于“神经错乱，甚至自杀”。
又[郝文]：“在一般情况下，潜在犯罪人都将那些犯罪人看作英雄和榜样，而胆敢犯死罪的人更被他们是为‘人中之龙’，产生强烈的崇拜，进而出现模拟欲望。死刑没有遏制犯罪，却刺激了犯罪。”
恕我直言，教授思维出问题了！前一段话，被判了死刑就吓得神经错乱了，哪里像个“英雄”？后一段话，他们又成了“人中之龙”，令人崇拜，竟达到了刺激犯罪的程度！怎麽这麽矛盾呀？当然，我更不知道郝教授的“死刑崇拜”论来自何处？
极个别“学者”以小说的细腻手法刻画死刑犯临刑时的心理细节，以此论证死刑之不人道。如果学者们大讲特讲的人权仅仅是指杀死别人者渴望保存自己生命的权利，如果教授们大书特书的人道仅仅是指给别制造了痛苦与悲剧的人希望保护自己的体面与尊严，那无疑是人道的严重错位。错位的情感绝不代表人民，错位的理论也绝不代表进步。
怜悯、宽容杀人犯，杀人犯决不会因此而怜悯他人。请看发生在中美洲的一桩血案：洪都拉斯议长洛博·索萨在竞选总统时曾经呼吁恢复在1950年取消的死刑，以震慑日益猖獗的犯罪分子。这惹怒了一群“反对恢复死刑”的人们，他们于2004年12月2３日携带冲锋枪，在洪都拉斯北部圣伊西德罗地区的公路上，对一辆公共汽车疯狂扫射，残忍地杀死23名无辜乘客，打伤16人，死伤者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车厢内布满了弹孔和斑斑血迹。（摘自《天津日报》2004年12月25日第4版《国际新闻》）
再看，２００４年5月12日, 年仅38岁的贵阳市白云区优秀女法官蒋庆在家中被犯罪分子赵湘阳残忍报复杀害。她从事审判工作16年,不仅秉公执法,恪尽职守，而且对犯罪者倾注了无限关爱；她先后帮教过多名少年犯,不断鼓励他们好好改造。然而她却被自己真诚帮教过的人杀害了！家中的墙上还贴着她亲手制作的教儿子学习的小卡片,儿子还等着妈妈来教他;退休后的父母还等着女儿来和他们促膝谈心,还不知道蒋庆已遇害的老外婆还盼着外孙女来给她讲戏,可是他们都等不来了……（http://www.cnr.cn/news/200410270315.html）人民对杀害优秀法官的罪犯痛恨至极，记者问一位大妈，“知道蒋庆吗？”大妈说，“蒋庆？不是被杀了吗？”并关切地问记者：“那坏人枪毙了吗？”当记者告诉她，坏人已经枪毙了时，大妈欣慰地说：“好。早点枪毙，早点好啊。”人民的这种淳朴曾被某些学者斥为“愚昧的重刑思想”。
有人说，我国人民反对完全废除死刑，是受自古以来的“重刑”思想和“杀人偿命”报应观念的束缚，真是如此吗？
“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的确是一种对等报复观念，或曰留有原始“同态复仇”痕迹。但是，现代刑法中的死刑，并不等于“杀人偿命”，它仅仅是一种公平原则下的罪责刑对等。杀人，既然残酷地剥夺了他人唯一的、没有二次的生命，也就是剥夺了他人的全部，剥夺者就应当承担相应大的罪责与惩罚，这才真正体现公平。因而，为了警戒他人、安抚受害者及其家属、维护社会安定和不特定人的生命安全，需要对故意杀人犯处以死刑。
在刑法规定中，并非杀人都需要偿命。在我国的刑法条文中，有不少虽杀人而不须偿命的规定。譬如：我国《刑法》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故意杀人者，尚且要区分情节，分别处以不同的刑罚。《刑法》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不具有杀人故意，因过失剥夺他人生命，最高刑仅为七年。这显然已经同“一命抵一命”、“同态复仇”毫不相干了。《刑法》29条：“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无限正当防卫权利，法律允许对那些“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者，必要时置之于死地。这样的杀人，是为了制止严重不法侵害的行为，非但不须偿命，而且不负刑事责任。杀人并不都要偿命，死刑又为何硬被说成等于“杀人偿命”？
人们常说：法律是“高悬之剑”，它并不是随意杀人的；但是，它对于那些毫不珍惜别人生命的凶残杀手不会、也不应当仁慈。欧洲有位政治家曾说过：“当有人跑到街上挥刀杀人的时候，他就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政治家们对待死刑的废存一直持慎重态度的原因————政治家同“学者”们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对全社会承担的责任不同。光凭理论的高亢是不足以治国的！不顾本国现实，用自己的脑壳装别人的脑髓，按照别人的指挥棒治国，盲目地照搬别国的律条，同样将贻患无穷。